评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

【原文出处】学术界
【原刊地名】合肥
【原刊期号】20063
【原刊页号】296～301
【标 题】评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
【作 者】张瑞龙
【作者简介】张瑞龙，清华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084
　　张瑞龙，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正 文】
　　晚明清初的学术思想，一直是比较引人关注的话题。将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学术史时段来讨论，大致不出以下两种情况：一、因研究明末清初的某个或若干个思想家，在追溯其师承关系时，往往不得不追溯到晚明；二是在讨论清代学术的渊源时，也不得不从晚明学术寻找其学术“基因”，如研究清初的经世之学，便会从学术史自身发展的角度，将其归结为对晚明王学的反动；而研究清代盛行的考证学，则可追溯到明代中后期。这两种研究方式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现在经常说的“倒放电影”或“由果溯因”，即带着某种预设去追寻学术思想发展的线索，这对厘清某种学术或思想的发展脉络，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如果转换研究视角，不是只根据某种结论上溯历史，而是努力回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现场，尽可能地还原和重新构建当时各种学术、思想或思潮互相竞逐的场景，作“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研究和分析，那么，我们将会看到通常的学术史或思想史论述中，那些不怎么被涉及的历史因子，其实可能恰恰很重要。王汎森先生最近出版的《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就是这样一部研究该领域的优秀著作。对于这种研究方式，作者在一篇讨论明清以降中国文化史研究方法的论文中，将其称为“事件发展的逻辑”。他说：“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的是许许多多互相竞逐的因子，只有其中的少数因子与后来的事件发生关联，而其他的因子的歧出性与复杂性，就常常被忽略以至似乎完全不曾存在过了。如何将它们各种互相竞逐的论述之间的竞争性及复杂性发掘出来，解放出来，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工作”，应该“努力回到最初的‘无知之幕’，一步一步展向未来”。① 而这部《晚明清初思想十论》，正是自觉按“事件发展的逻辑”来研究的力作。
　　一
　　该书是一部研究晚明、清初思想学术史的论文集，收录了作者1995到2002年间陆续发表的十篇论文。关于这些论文的内容，作者在长达13页的《序》中，对此都作了提要式的介绍；至于作者撰写这些论文时的一些想法和方法，《序》中也有详细的说明，在此不作赘述。本文试图从此书的选题、方法、研究视角、如何准确解读史料以及写法等略作述评。
　　关于选题，作者在从事该领域研究之初，就有很强的自觉，即“回避一般所熟悉的大论述”，“从一些被各种思想史、学术史著作所忽略的问题、文献、人物着手”(《序》，页1)，也就是他所说的“去熟悉化”（defamiliarized）。② 因此，书中探讨的问题，大多是这一领域我们所不熟悉的话题，或者是熟悉话题的陌生面相。如：《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和消极行为》一文，研究的就是明代文化的衰落，确如作者自己所说，以前我们在探讨明清思想文化时，“大多将心力放在清代思想文化的兴起，而忽略了明代文化的衰落”(页188)。这篇长达62页的论文， 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指出明代那种讲学文化在清初逐渐消失，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从学术自身的发展而言，在明代后期讲学盛行的同时，一种不满这种讲学文化，对其进行批评、反思的潮流也开始出现；而明朝的覆亡，满族的入主又使这种反思成为主流。面对异族入主、中原陆沉的家国之痛，当时的士人对晚明的文人文化、讲学文化有一种追悔的“悔罪心态”；而不承认新朝合法性的现实政治动机，又使“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等追悔的消极行为更为普遍(页237—242)。而城市文化、讲学文化、重交游、好标榜、爱结社的文人文化则是明代后期士人文化的核心成分(页189、193)。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使作者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大大扩充了史料的采择范围，如《明遗民录》、《明遗民录汇辑》等原属政治史、文化史研究范畴的史料，也进入了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视野，成为探讨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另一个侧面的重要资料。再如，伪本石经《大学》的问题，一直是研究明代后期思想学术的重要话题。《明代后期的造伪与思想争论——丰坊与〈大学〉石经》一文，却通过对此书的造伪者——“妄人”丰坊造伪行为的研究，指出当时学术界的另外一个面相，即当时在程朱、陆王两派以外，道学内部还有另一种声音，他们对这两派都有些不满，并且想通过文献考证的方式来解决两派聚讼纷纭的论争(页30—49)。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此文除对当时学术界好奇、造伪的风气加以描述、分析外，还从丰坊个人造伪的技术方面——书法造诣进行探讨，充分运用书法史等相关领域的资料，如《书诀》、《童学书程》等(页35)，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回到最初的‘无知之幕’，一步一步展向未来”，是作者再三强调的研究取向。这种取向与“去熟悉化”的选题方式相结合，使作者特别注意“思想世界中多元素间互相竞争、互相渗透，以及思想家如何运用其思想资源说服群众的过程”，希望呈现“动态的”思想史(《序》，页1)。 这样往往有助于我们发现此前的历史叙述中所缺失的环节，将历史过程复杂、丰富的那一面尽可能地展现出来，从而改变那种公式化的叙述。《明末清初儒学的宗教化》，以许三礼的告天之学为中心，向我们揭示了明末清初的儒家，在当时通俗宗教运动对其形成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调整自身资源与其竞争平民阶层文化领导权的动态过程(页86)。作者敏锐地指出，当时有些士人对儒家不满意，对宋明理学也不满意，于是尝试着为儒家走出一条新路(页87)。他们一反宋明理学那种把儒家过度哲学化，而将其非常淡薄的宗教性铲除殆尽的做法，而是“去哲思，返神秘”(页85)，重新发掘汉代带有神秘色彩的儒家学说资源(页74)，进而将儒家宗教化、佛道教化。而儒家的佛道化却是在反佛道的过程中，对佛道反模仿的结果(页52)。这些丰富的历史面相，都是在那种“倒放电影”式研究中看不到的。又如《潘平格与清初的思想界》一文，则告诉我们在那个天下多故的时代，为应对内外危机，儒学内部也开始了自我调整，一方面对宋明理学太过注重个人内在修为的倾向，进行深刻反省；另一方面，则直接提倡救世济民的治平之学(页293)。潘平格所以在当时那样引人注目，就是因为他的治平之学回应了当时人共同的焦虑与关怀(页328)； 而他后来所以引起那么多人批评，也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的实践上没有什么作为 (页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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