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

　　二
　　“以社会史及生活史来补充思想史”(页1)， 是作者在本书Zhong特意强调的研究方法，这在明清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方面尤其突破意义。在明清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史上，如果说，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已经将政治史引入学术史的研究中，超越了“就学术论学术”的研究取向；③ 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引入学术史研究中，更加注重学术产生、发展的社会机制；④《经学、政治和宗族》将政治史、社会史这两种研究方式加以有益结合，来研究学术史的话，⑤ 那么，王先生此书则是在此之外，又突出了从生活史的层面来研究学术思想史的方法。《日谱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就是该书从生活史的层面来研究思想史的代表作。这篇书中所收各文中篇幅最长的论文，以当时大量出现的修身日记为基本史料，探讨当时思想界出现的几种变化。它不像传统思想史研究中运用日记作为史料的方式，即以日记中具体记载的那些思想的内容来研究某位思想家或某种思想的渊源流变，而是通过为什么会以日记作为修身方式这种现象，加以探究。文章通过修身日记（或日谱）的大量流行和日记内容的变化，指出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了这样几种新变化：十七世纪的思想界开始由玄转实，由悟转修；晚明知识分子群体性的活动，如讲会等，逐步消歇；日记扮演的修身角色及规过会的兴起，反映出当时有一股道德严格主义的风气；修身日记局限于士大夫间，不像功过格等善书那样普及群众，反映了一种平民精神的衰退；从日记的内容可以看出社会救济色彩的衰落，以及天与祓罪等宗教色彩的平淡等(页178—184)。此外，文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观点，如：宋明理学的传统中，“年谱”常有实际修身借鉴的功用，一些被认为在道德实践上有所成就的人物常在生前编年谱，多少也是将年谱视为一种教学手册(页125)；日谱除了是自省的凭借外，还常常是一种教材(页134)；今人认为最私密的日记，在当时竟是类似学报、论文抽印本、讲义，甚至是函授教材的东西(页138)；日记有时似等于自我介绍， 或至少是让别人了解自己思想学问之大概的文字，它成为极私人极隐秘的记录恐怕是相当后来的事(页152)；赠送日记范本，也是常见的事， 千里之外不得相见之人或平素不常见面的人，更以互评日记来发挥切磋的作用(页151)； 互评日记之风在明末清初也颇为盛行，而且是双向的，师徒互评、父子互评等(页167)。这些观点是不是符合历史实际，当然可以讨论。不过，作者提出的这些观点，在日记研究史以及如何利用日记史料等方面，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作者相当注重思想家的社会角色，他在《序》中说：“如果能力及史料许可，我愿意多关注地方、乡里层次的思想活动。”(页1) 该书的第一篇《明代心学家的社会角色》和最后一篇《清初的下层经世思想》，就是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明代心学家的社会角色》，利用新发现的《颜钧集》，揭示了明代的心学家的另一个面相——类似心理谘商者的角色(页1—28)。而《清初的下层经世思想》， 则通过陆世仪、陈瑚等人在昆山附近的蔚村所做的社区营造工作，来考察当时思想界的变化，在满清定鼎中原以后，作为遗民的他们，不愿入仕清廷，于是把效忠的对象转到老百姓身上，致力于下层的社区建设工作(页332)。探讨“明型文化”与“清型文化”的特色和区别，及“明型文化”如何向“清型文化”转变，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序》页10—12)，这两篇研究思想家社会角色的论文，一篇居书首，一篇在卷末，是不是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他们的文化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不仅表现在上层的精英身上，而且渗透到了乡里层面上？
　　三
　　如何准确解读史料，是作者反复强调的话题。对此，作者在《序》中又作了这样的申述：“解读任何思想文献时，应该放在两种脉络中，一个是作者全部著作的脉络，一个是社会政治文化的脉络，如果忽视了这两个脉络，不但会错估分量的轻重，也可能对意义产生根本的误解。”(《序》，页8)正是基于这种对史料的仔细阅读，作者提出了这样两个非常新颖，也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观点。一是明末清初的道德严格主义，以往在解读关于“欲”、“性”的晚明文献时，往往太过强调其“思想解放”的意义，不知不觉地把它放在我们“现代化”的脉络中来解读，却忽略了其在当时历史语境中的真实涵义。《明末清初的一种道德严格主义》一文，用“道德严格主义”的观点来解读这些充斥“欲”、“性”的文献，为我们如何准确解读史料作了很好的示范。如近年学术界关于清代中期学术界“以礼代理”的讨论，确实是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是“现代性”的资源；还是与此相反，而是一种道德严格主义的表现？这篇文章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即需要我们仔细思考，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将其放在“两种脉络”中释读。第二是关于明末清初的封建郡县之争。作者指出，当时提倡封建者所注重的，并不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如何分君主的权或提倡自由民主，而是不满意胥吏对地方的干扰，同时受明末天下大乱的刺激，觉得实行某种程度的封建，可以培植地方的势力，形成一个一个的堡垒，以抵抗兵乱的侵扰(页336)。这两个观点都迥异于此前思想史对它的解释， 这都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
　　在写法上，作者表达了这样的意愿：“如果可能，还希望能写成引人入胜的故事，因为我相信史家最原始的任务是故事讲述者。”(《序》，页1)可以说， 他的愿望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实现。比如在论晚明善书运动沾染功利之习时，作者就引《金瓶梅》中西门庆的一段话来证明：“只要我多施一些银子救济穷人，则即使Qiang奸了嫦娥，也没有什么关系。”接着解释说：“因为功过不断相互折抵的思维，确实会使人产生只要施银救助许多人的性命，便能与Qiang奸嫦娥所犯的过错相抵，甚至还有剩余的心态！”(页122)当谈到清初士人因不承认满清政权，而不入城时，作者用徐昭法卖画故事的几个版本来说明，其初只是说徐昭法自己不入城，后来就连为他驼画的驴子也不入城了，而是“立城闉间，不阑出一步”(页219)。再如，用一则笑话说明晚明讲学盛行的情况：“黄郡一贫生自标讲学，其乡绅曰：此子有志。以一牛赠之。贫生牵回，其兄即收牛耕地，生怒，兄曰：有无相通，何得见怒？生应曰：谁叫你不去讲学，也讨个牛。”(页232)其它这类的例子， 书中还可以找到很多。这种写法不仅扩大了史料的范围，而且还能生动形象地说明所论证的问题，这是本书的另一特色。

共3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上一篇：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   下一篇：从《应星日记》看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

用户名(必填) 新注册

密码(必填)匿名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