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心郎与清初政治

　　其他部院启心郎设置的时间较之六部启心郎要晚得多。崇德三年(1638)七月皇太极更定八衙门官制时，理藩院也添设了启心郎1员，由满洲敦多惠出任。理藩院的汉启心郎则一直没有设置。都察院的满洲启心郎设置于崇德七年(1642)。崇德七年十月“前都察院无启心郎……奉上命以弘文院笔帖式镶红旗下浑达为都察院启心郎”[4] (p90)。该院汉启心郎的设置时间则更晚，顺治四年(1647)十月，“都察院原无汉启心郎，现以镶黄马光辉牛录下马思约、正蓝江川牛录下江国柱为汉启心郎”[5] (p120)。至于宗人府启心郎的设置时间没有明确记载，宗人府设立于顺治九年(1652)，其启心郎的设置大致也应在同一时间。到了顺治十五年(1658)七月，顺治帝改定官制，“至各衙门满汉启心郎，原因诸王贝勒管理部院事务而设，今宗人府启心郎仍照旧，其余部院满汉启心郎俱着裁去，照原品另用”[6] (卷一一，p925)。这种情况也未能延续太久，宗人府启心郎于“康熙十二年(1673)裁”[2] (卷二三，p2159)。
　　除在各衙门中设置启心郎外，固山额真身边也有启心郎的身影。崇德四年(1639)九月，正红旗固山额真杜雷数罪并罚被革职，罢固山额真任。“及固山额真之启心郎钮尼雅哈应各鞭一百，贯耳，追所俘获”[7] (p160)。钮尼雅哈应该是专为满洲固山额真设置的启心郎。此外，崇德四年，固山额真马光远庇护季世昌，私自免除其应得之罪，“启心郎张云汉以其言告于刑部”[8] (卷七，p625)，刑部遵旨议处马光远的罪过。这里并未提及张云汉隶属何部，与《清太宗实录》对其他启心郎的记载方式不符，由此可推断：张云汉应该是专为汉军固山额真设置的启心郎。
　　虽然满洲和汉军同为启心郎，但是他们在地位上并不平等。崇德三年八月，议定王贝勒大臣的顶带坐褥。规定“圣上之头等侍卫、固山额附、奉国章京、和硕亲王与多罗郡王之头等侍卫各六名、甲喇章京、补放噶布什贤超哈旗之章京、内三院之内阁学士、六部之满洲启心郎、理事官、都察院之理事官、戍守盛京城之副官、戍守宁古塔城、大凌河城、开城、盖州、熊耀、凤凰城之原任官员”，属于同一级别。“圣上之二等侍卫、和硕亲王之二等侍卫各四名、多罗郡王之二等侍卫各三名、多罗贝勒之头等侍卫各六名、牛录章京、补放于六部之汉人启心郎、副理事官、理藩院之副理事官、赞礼官、教官、补放于戍守盛京旗之官员、戍守外藩各城之官员、卡伦之十六名头目、迎送官”，属于同一级别。[9] (p169)这段记载明确地显示出满洲启心郎在官制上高于汉启心郎。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入关之后。顺治二年闰六月，定立文武官员品级。御前头等侍卫、内三院学士、六部满洲启心郎、六部都察院理事官等为三品。御前二等侍卫，内三院侍读，都察院、理藩院满洲启心郎、副理事官、主事，六部汉启心郎、副理事官、主事等为四品。[6] (卷一八，p161～162)顺治十二年七月，定官员考满加衔例。满洲启心郎与侍读学士、理事官等同为一列；汉启心郎与副理事官、内阁侍读等同为一列。[6] (卷九二，p726)顺治十二年离启心郎被裁撤的时间相距不远，可以说，满洲启心郎和汉启心郎之间的地位差距是与启心郎的沿革相始终的。即使在汉启心郎内部，也有高下之分。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凡部院无世职之汉启心郎、副理事官考满称职，系旗下者，应升转部院理事官；系包衣牛录者，应遇各衙门不系旗下理事官缺，与旗下汉启心郎、副理事官一并酌量升转”[6] (卷一一三，p884)。同为汉启心郎，出身包衣的和非包衣出身的汉启心郎之间也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虽然在官阶及待遇上满洲和汉启心郎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出身都是文人，天聪时期扈应元的条陈可以为证：“我皇上思用文臣，所以兴学校、考贤才，各处用启心郎。”[10] (p89)探究其出身，启心郎由文臣组成的这一事实更为明显。启心郎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是皇太极身边的近臣。如礼部启心郎祁充格当“太宗文皇帝在藩邸时，以祁充格娴习文史，令掌书记”[11] (卷四，p221～222)；马鸣佩，“年十七，以生员受知太宗文皇帝，召入文馆理事。天聪三年(应为五年之误)，授工部启心郎，仍供事内院”[12] (卷四，p90～91)。其二是通过科举考试而取得身份的举人或秀才。如工部启心郎罗绣锦、王来用，理藩院启心郎敦多惠同为天聪八年(1634)首科举人。户部启心郎苏弘祖为崇德三年(1638)举人，刑部启心郎线缙为崇德六年(1641)一等秀才。
　　二　启心郎与清入关前的政争
　　清初官制的确立，实际上是皇太极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在这一过程中，来自诸贝勒的阻力始终存在，启心郎的设置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对启心郎的设置有如下记述：“为启迪诸贝勒、大臣，设立笔帖式，诸申各二员、汉各二员。其下办事笔帖式，视事之轻重酌设。”[13] (p15)这里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第一，明确指出启心郎是从笔帖式中分离出的一部分，为了区别于其他笔帖式，以“启心郎笔帖式”称之。此种称呼是以往任何史料所未提及的。笔帖式是最基层的文职人员，他们负责记录、掌管档案以及其他基本的文字工作。可见，在最初设置时启心郎的地位并不高。而从后世所定立的品级以及所起的作用来看，启心郎都远远高于笔帖式。这表明启心郎存在着一个权力不断加强的过程。也许正因为启心郎最初的地位不高，才减少了设置的阻力。
　　第二，指出启心郎的职掌是“为启迪诸贝勒、大臣”。从职责上讲，启心郎的设置与努尔哈赤时的设想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天命七年，努尔哈赤在对国家如何处理事务的构想中，为了“八王斥奸佞而举忠直。八王之前设诸申巴克什八人、汉巴克什八人、蒙古巴克什八人”[14] (p346)。天命八年二月，努尔哈赤正式把构想付诸实施，但“诸申巴克什八人、汉巴克什八人、蒙古巴克什八人”被简化为每旗设“为贝勒挂文启示者四人”[14] (p411)。努尔哈赤对“挂文启示者”的职责有详细的规定：“著以古时汗、贝勒居心邪恶而衰败，存心善良而兴之实例录之挂于项，勿离贝勒之身，常以展示之，使之无忘。八贝勒家所捕获之东珠及貂、猞猁以下，灰银鼠、黄鼠以上各色皮张、鸟羽，所食之果子等，凡进八家之物，皆将获主姓名、获物之数目，具文送来。由尔等为贝勒挂文之四人收之，并视其优劣核价，由八家均分之。贝勒不得干涉，任由尔等办理。贝勒若不听从此谕，不观此文，欲己所得多于他人而隐匿所获之物，或好谈他人之短者，而不准谈己之非者，即以我贝勒不阅汗所颁之书，不听训言，我谏之而不从等词，先告于尔同事之人，再上告于诸大臣，经大臣商议后则再告于七王，然后上奏于汗。凡所设挂文之人知贝勒之过恶而不言者，亦如乌勒珲孟古、阿希布论死。”[14] (p412～413)由此可见，“挂文启示者”以努尔哈赤的训谕为依据，作为汗的耳目对八贝勒进行监督。如果发现贝勒私藏财物，或是不能公允处事，“挂文启示者”都要上告于汗。这实际上与启心郎“启迪诸贝勒、大臣”的作用相一致。可是由于努尔哈赤对“挂文启示者”举报贝勒不法行为的程序规定得过于复杂，影响了启心郎作用的发挥，导致“挂文启示者”的空有其名。然而这却为皇太极设立启心郎提供了历史依据，使得启心郎可以在恢复努尔哈赤祖制的前提下得到诸贝勒的认同，减轻设置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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