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心郎与清初政治

　　清入关后，随着政务的增多，启心郎被赋予的职责更多。“顺治三年二月，遣户部启心郎介山圈占保定所属州县田地，安置八旗庄头耕屯”[16] (卷一四，p430)。江南逋欠是清初国家财政的症结，顺治十五年(1658)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顺治帝明谕吏部：“该部遇有如无锡等州县之欠粮者，察明奏请。选择廉明谨慎满洲启心郎、理事等官，先往一县，不带多人，不预别事，专令督理拖欠钱粮……清察一处，即可为他处榜样。”[6] (卷一一七，p911)在顺治帝的眼中，满洲启心郎的办事能力强于汉官。圈地和钱粮奏销都关系到满族和清朝的根本利益，而这些政策的实行都要依靠启心郎付诸施行，这说明启心郎在清初政坛的重要性。顺治十八年五月的谕旨中，又一次提到“汉启心郎练习事务”[17] (卷二，p66)。此时已是四辅政大臣执政时期。于此可见，启心郎熟悉部务在清朝统治者之间已经形成共识。故清入关后，像焦安民、朱国柱、肃弘祖、章于天、周文叶、丁文盛等大量的汉启心郎被外放地方，或任布政使司参政治理一方，或兼按察使司副使分巡一方，逐步成为地方督抚，保一方平安，为清政权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启心郎除负责一些具体事务之外，至清兵入关后，启心郎还肩负起清初统治阶层内部满汉之间的翻译这一重任。由于大量明朝降官以及清初科举遴选出的汉人加入清朝统治阶层，满汉之间的语言障碍变得日益凸显。顺治二年(1645)六月，监察御史高去奢在其奏疏中称：“今闻凡六部奏事，须由各部启心郎翻译，此间如系忠顺者，可如实禀告，皇帝亦可熟知诸大臣之诚悃。如奏事系有关启心郎本人者，则其话音一转，巧言更改，即差万里之遥，与己无干矣。而皇帝允准诸官入内觐见之意，亦徒劳也。”[5] (p73)高去奢作为明朝的降官，敏锐地观察到启心郎在清初政局中所起到的作用。而从龙入关的清朝旧臣更是重视启心郎的作用。南赣巡抚刘武元在奏本中便提到“设启心郎以奏机密。夫督抚之下，不过一中军旗鼓而已，左右皆汉人。凡机密军情未必如心腹之人而可与相商酌者。即有密切奏闻，一经缮写，疏未发而传闻已遍，所关重大。臣愚以为当照各部之例，凡督抚衙门，宜设满洲启心郎一员，使缓急得以商榷。如系密奏，亦以清字具疏，庶传宣当而军务亦有裨矣”。虽然这一建议未被采纳，但是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启心郎所肩负的不仅是高官之间的翻译，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信息的保密性。[18] (p763)刘武元，“明游击，守大凌河。本朝天聪五年，随总兵祖大寿出降，命至盛京赡养之”[11] (卷七八，p6434)。他的认识代表了八旗内部的意见。也许正是由于启心郎的职责转变，才会导致《啸亭杂录》的误记。
　　由于启心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清朝统治者对启心郎的要求甚为严格。天聪六年，启心郎刚设立之时，皇太极便下谕：“汝等先治其身，身正而后可以言谏上；如不治其身，不勤部事，则自反尚多抱愧，何以取重于人。虽恳切言之，上必不听，人亦不信也。”[8] (卷一二，p170)要求启心郎先从自身做起，而后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规劝各部主事贝勒。对于人品的高要求便成为启心郎被撤换的一条重要原因。如“礼部启心郎佟松胜心地不善，不能胜任，由范文程奏闻后罢免”[9] (p214～215)。而且从上文所引的韩大勋案、周文叶案的判决结果来看，启心郎所受到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其他几个案件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崇德三年(1638)八月，镶红旗祝世昌上疏称：“俘获良家之妻，勿令为娼。”这引起皇太极的极大反感，穷治其罪。当得知其奏疏曾经由本旗启心郎孙应时修改后，判处孙应时斩首。[5] (p346～347)再以王廷选案为例。王廷选深得皇太极的赏识，崇德三年正月，“授刑部启心郎王廷选为牛录章京”，因为“尔由生员出身任为刑部启心郎，六年考满，谙通国语，勤劳称职”。[8] (卷四○，p528)崇德七年(1642)九月，王廷选收受了耿仲明的贿赂——“粮十斛，银三十两”，把他人讦告耿仲明的内容透露给了耿仲明。刑部的判决结果是：“应革职，鞭一百。”但这并不符合皇太极的心意，“上以王廷选违法受赂，命于笃恭殿数其罪，诛之”。[8] (卷六二，p852)如此严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刑部上自承政下至副理事官都因量刑不当而受到罚银、鞭刑等处分。这充分说明皇太极对于启心郎要求的严格。
　　启心郎是伴随着诸王贝勒管理部院事务而设立的官职。由于诸王贝勒惯于征伐，对六部事务并不熟悉，启心郎作为文臣，他们负责劝谏诸王贝勒，使六部的运转逐步走向正轨。更重要的是，清入关前八旗势力强大，严重阻碍了皇权的集中，六部的设置就是皇太极削弱八旗势力的一项重要举措，使原来由诸王贝勒完全主管其旗下官员逐步向以皇太极为核心的六部转移。启心郎作为向皇太极负责的官员，在这一过程中又起到了监督诸王贝勒的作用。崇德八年，多尔衮正式取消了诸王贝勒管理部事的权力，启心郎存在的理由便不存在了。但是由于启心郎长期任职于部院各衙门，熟悉部务，精通满、汉两种语言，他们所起的作用一时之间无人能够代替。随着原任启心郎的文臣或升转、或罢职、或外放，启心郎的人员队伍实际上是由新的成员组成，他们熟悉部务的优势也随之消失。至顺治十五年，启心郎最终被裁撤。通过启心郎的设置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清初皇权与诸贝勒之间的斗争过程；同时，满洲启心郎与汉启心郎之间的不平等，也充分地表明清初政坛上存在着尖锐的民族隔阂。
　　注释：
　　①值月档是指八旗分编为四组，每组为两旗，轮值一个月，逐日记录当时发生的事件。它是编纂实录的最基本史料。值月档与实录的关系，请参见关孝廉的说明(《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一)》第3页，《历史档案》2000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王士祯. 池北偶谈[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清朝通典[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3]昭梿. 啸亭杂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4]盛京吏户礼兵四部文[A].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Z]. 北京：中华书局，1990.
　　[5]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6]清世祖实录[Z]. 北京：中华书局，1985.
　　[7]盛京刑部原档[Z]. 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
　　[8]清太宗实录[Z]. 北京：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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