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督抚文案与文案处考略
时间:2007-12-16 作者:关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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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衙门文案位卑而权重，由于易获主官信任，近水楼台先得月，保举机会显然比一般人多。为防止文案成为投机钻营者的仕途捷径，朝廷对此已处处设防，十分强调和坚持外省衙门文案的非职官属性，纵使地处边疆也概莫能外。道光十二年(1832)，驻藏大臣衙门请求将文案改为书吏承办，朝廷答复：“查定例，正额书吏，不容擅自增益。驻藏大臣衙门办理文案，向由营兵挑选承办。今请改设书吏四名，不特与例未符，且恐转滋弊端。该大臣又以兵书吏请照新疆书吏免考之例，留办年满，归即用班铨选。诚恐该营兵觊觎优叙，纷纷习办文案，转致弓马荒疏，所请应毋庸议。”(17) 不久，乌鲁木齐都统成格亦奏请酌留书吏承办衙门文案，朝廷深悉其动机，指出：“该都统辄称该书吏等熟谙文案……取巧渎请，不过为此，着不准行。”(18)
不仅如此，为防止督抚文案利用军营文案待遇有别，投机钻营而获升擢，清廷对有冒滥嫌疑者的处分，态度坚决且手段严厉。道光十三年，两广总督卢坤以候选州同宋绪奏请奖励，皇帝准其保案并赏给五品衔。后御史尚开模奏《请饬禁幕友滥邀议叙》折，指出宋绪的实际身份为幕友，并以奖叙幕友违背朝廷规制为由，指陈得失，因此，道光帝只好收回成命，并追究卢坤违例之责：“朝廷甄叙之典，所以鼓励人才。其襄理幕务，由本官自行延请，与在官供职不同。朕曾通谕各督抚盐政等，概不准将幕友保列，以杜冒滥。前据卢坤奏请将襄办文案出力之幕友候选州同宋绪加以奖励。朕因系五品虚衔，与受职稍有区别，是以降旨准行。今据该御史奏，此端一开，各省相率效尤，将有职人员延入内署，商榷公事，以为将来保荐地步，其需次各官，藉此夤缘招摇，均所不免，实不可不防其渐。所有候选州同宋绪赏给五品衔之处，着即撤销；卢坤违例奏请，并着交部议处。嗣后各直省督抚，概不准以本省属员入幕襄理。如再有以幕友滥行邀请议叙者，着吏部查明具奏，以重名器而肃官常。”(19) 不久，两广总督卢坤以宋绪为襄办军务文案，“与寻常幕务不同，且非本省属员”为由上折申辩，引起道光震怒：“哓哓渎请，甚属非是。国家赏以劝功，所以策励人才，懋奖劳绩。然赏不可滥，务当一秉至公，使人心翕服。不应将佐幕私人滥行列入，妄希恩泽，殊非循名责实之道。该督身膺疆寄，于地方应办事件，自应实力整顿，岂容存布恩干誉之见，辄以督署私幕滥行荐章。宋绪无非襄办文案之人，有何超众出力之处？如此渎请，朕实不解。博取名誉，泛爱众人，是该督短处，当戒之毋忽，以副朕告诫成全之意也。至于保题议叙，原以奖勤儆惰，鼓励人心，设遇有事差委，设官分职，文武各有攸司。必要滥用不干之人，非出自夤缘，希图保荐而何？此系外省最可恶之恶习，朕所深知，正欲力除此弊。该督尚执迷耶？嗣后务当痛湔积习，断不可徇情滥保，违例邀恩。所奏着不准行，卢坤着传旨严行申饬。”(20) 道光十四年十二月，清廷又以被保奖者虽系襄办军营文案，但此前曾任外省衙门文案为由，撤消了陈时等五名幕友的加恩奖叙。(21)
然而，朝廷对文案幕友入仕的严格防范，恰与其对劣幕为患惩治的无力形成鲜明反差。因朝廷命官可受规制约束，而文案幕友多为无官无职之私人，即使有贪婪索贿及培植势力之劣迹，至多只能逐回原籍了事。道光十六年五月，有人奏江西藩司文案吴雷门盘踞势力，“凡贿商要案，悉由此路关通。州县间有不与交结，其申详文案，动遭驳饬。”吴氏甚至让其子入署****一切案件。清廷尽管已意识到其“把持官府，勾串招摇，无所不至，大为地方之害”，处理起来却也只能以驱逐回籍了结。(22) 这种状况，成为清代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咸丰即位，清朝统治进入多事之秋，外患内乱接踵而至，战时之规自然有别于承平之制，社会变动导致相关制度发生变化。晚清督抚幕府的重要变动之一，便是文案幕友渐渐突破既往规制的约束，通过捐纳与保举等渠道开始了职官化的过程，其身份变化通过文案委员的称谓表现出来；而其与幕主的关系，也由昔日的东家与西席，主人与宾客等角色，增加了上司与下属的成分，具有了双重性质。与此同时，文案处开始由军营进入督抚衙署，悄悄地改变着幕府统领科房的传统格局。这两个变化显示了清季督抚权力上升，中央控制力下移的趋势。
文案委员原为军队管理文案者之称谓，最晚在道光时期已出现。(23) 文案处也最先见于军营，多为行营临时设置，或各地将军、都统衙门的常设机构。(24) 军营文案处办事者为文职人员，有品衔，且可使用被革职官员。军营文案的地位在战时本来不高，咸丰四年宋晋《请酌核保举章程以示限制疏》谓：“第军务总以披坚执锐为先，此外各事，不过钩稽文案之劳，口舌奔走之用。任事既有难易，即请奖宜示区分……如粮台、文案及一切局务人员，概不得越次奏保。”(25)
文案委员与文案处相互关联。关于督抚文案委员制，有研究者认为始于张之洞督鄂时期，且系“张以武昌为基础创造出一种新型官僚模式”。(26) 揆诸史实，首创之说似难成立。首先，张之洞由两广总督改调湖广总督，时间在光绪十五年(27)，而据《清实录》记载，咸丰十一年，浙江巡抚王有龄已有抚署文案处，并因任用候补知府孙溥为文案委员等事而被参劾：“到浙未及三月，王有龄辄委张景渠署宁绍台道，孙士达派在瑞昌处管理文案，甘应槐派营务处当差。该三员品行卑鄙，善于逢迎，王有龄倚为心腹……又有候选知府孙溥，与王有龄有旧，亦夤缘入抚署文案处，与孙士达倚势修怨，绍郡绅富多被中伤，以致遇有地方公事，顾虑不前。”咸丰批复：“巡抚为通省表率，岂容任用私人，致有贻误……着按照所奏各款，严密访查，据实具奏，不准稍有徇隐。”(28) 不久，王有龄为孙溥喊冤，向朝廷奏陈《委员被控舞弊请革职审办折》。而其时该地办团知县倪应晋也针锋相对，控告文案委员孙溥因借贷不遂，将倪本人保举的衔名删去，并与知县徐代镇勾结舞弊，弄虚作假。咸丰表态要彻查此事，将涉案人员“先行革职”，原已批准的保案均予撤销，委托杭州将军瑞昌会同张锡庚提审调查。(29) 一个多月后，调查结果表明：“王有龄……尚无赃私案件，幕友门丁亦无为州县谋缺情弊，署宁绍台道张景渠与该抚结拜师生一节，并无实据。委员孙士达、孙溥、甘应槐亦无实在劣迹。惟一月间，更换州县二十余员，实有其事。”咸丰帝据此裁决：王有龄被告一案，现“既据张锡庚查明，或议而未行，或查无实据，惟一月之内，调署知县各缺至二十余员之多，实属任意纷更，有乖政体。浙江巡抚王有龄，着交部议处。至文案委员候选知府孙溥，前据王有龄奏，该员被控舞弊，业经降旨革职，交瑞昌会同张锡庚提讯。仍着该将军等秉公严审确情，据实具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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