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督抚文案与文案处考略

　　上述案件长达数月的纠缠，以及咸丰皇帝为此相继发布的三道谕旨，清楚地表明了以下事实：其一，至少咸丰年间，浙江巡抚衙门已设立文案处。其二，文案委员已正式出现于督抚衙门。文案委员身份与传统幕友明显区别之处，即具有职官衔名，而前述道光十三年两广总督保荐宋绪案显示，当时业已出现有职衔者充当督抚文案之事。其三，咸丰帝在整个事件的审查与处理过程中，始终未以违反规制之名，追究王有龄设置文案处与任命在职官员充当文案委员的责任。可见，督抚任用文案委员及督署设立文案处，虽不能明确其合法性，却通过实际个案而得到朝廷的默许。然而，究竟有多少督抚已经委任或使用文案委员，又有多少督抚衙署内设置文案处，迄今仍因资料匮缺而难以进一步确证。但督抚衙署中文案委员和文案处的出现，并非张之洞的发明，则毋庸置疑。
　　文案委员的出现，以及文案处由军营进入督抚衙门，当与太平天国战事相关。咸同军兴，战乱波及的区域，督抚往往离开原衙署驻地，随军流动。而湘、淮军等地方性武装的崛起，也使得督抚成为实际的统兵将帅。由于督抚兼顾军政，既要指挥前线战事，又要处理属地政务，一身二任，需要同时拥有幕府文案与行营文案。然而直至道光时期，在奏折中仍不时出现“督署私幕”一词，说明其时朝廷对幕府性质的认定，系私人服务属性。故督抚文案与军营文案的权利待遇有着明显区别。不过，正是这种差别的存在与刺激，必然导致了为改变差异，追求平等而进行的努力，以及因之而发生的变化。由于军队文案处理文牍事务，可以受到褒奖甚至升擢，督抚衙署文案则因身份不同而无法叙奖，为了保持平衡，避免过度畸轻畸重，一些督抚便利用战事可向朝廷请功保奖的机会，违规操作，将督抚幕友列入保单名册，企图浑水摸鱼。咸丰九年，清廷曾因此对统兵将帅表示不满并给予警示：“随营文员，虽经屡次申谕各路统兵大臣，不准与冲锋冒镝者同请优奖，而近来保举粮台文案人员仍未免过多。此后各路统兵大臣，不得滥收投效人员，为将来请奖地步，遇有战功，务当核实保奏，毋许冒滥。庶于军务地方，均有裨益。”(31) 并明确要求督抚“不得以官亲幕友，藉口粮台文案、管带练勇等事，稍滋冒滥，以励边防”。(32)
　　由于督抚文案与行营文案待遇有别，朝廷在奖叙时泾渭分明，曾在山东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同治四年(1865)，有人检举山东巡抚阎敬铭任人唯亲，候补道王继庭“以官为幕，居住抚衙，本系坐办文案，该抚列入剿贼案内，免补知府，保升道员”，同治帝密谕曾国藩“详细严密访查，据实具奏”。(33) 曾国藩《查复山东抚藩参款折》报告了调查情况，认为王继庭作为文案，因熟悉业务而被阎敬铭信任倚重，本无可厚非。“近以款项参劾多员，间有过当之处，外间疑出王继庭之意，遂共怨其刻薄，因并疑其专擅。”对于参劾王继庭“以官为幕”，身任巡抚文案，并未参与战事而以军功名义获得褒奖之指责，以钦差大臣身份赴鲁督师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为其申辩道：“至并未打仗，列入报单一层，近日疆吏于得力干员，附入战功通融入奏，久为军营积习，各省皆然。盖统领营官之文案皆得保奖，而督抚之文案独令向隅，情势有所难行。其中固有冒功幸进者，亦有爱惜人才，借此以振拔淹滞者，顾督抚之心公私何如，所保之人邪正何如耳！”曾氏进而认为，同为文案，待遇差若天渊，难以服众，希望朝廷体谅督抚不得已的苦衷，不以此治罪，建议“似应开复原官”。(34) 同治帝为此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一方面采纳了曾国藩为王继庭脱罪的辩护与建议，另一方面亦指出其未临阵而以军功名义保奖“招致物议”的过失，最终虽开复了王继庭知府官职，但仍撤销其因保举不实而得到的道员资格。(35) 曾国藩为山东督抚文案幕友保奖所做的辩护，表明督抚文案借军功保奖得到政治晋升的实惠，已为当时较为普遍的实情。同时，曾氏也通过此案调查的机会，向朝廷正式表达了督抚群体的意见，即督抚文案与随营文案待遇截然不同，有失公允。事实上，保举人因违例而被检举查处者仍属少数，不少文案幕友还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改变了身份并在仕途上获得发展。尽管这种做法在朝廷规制中仍未得到正式承认，督抚们却未放弃或明或暗的抗争及努力。
　　由此可知，战争提供的机遇和提携文案幕友的主观愿望，促使督抚们有意混淆行营文案与督抚文案的界线区别，督抚文案幕友通过军功保举的途径而获得身份的变化，逐渐打破了昔日幕友与职官之间不可逾越的藩篱。
　　值得注意的是，在督抚文案的身份变化中，出现了双向互动的趋势，即一方面，没有职官身份的幕友通过捐纳和保举获得职衔进入仕途，另一方面，已有职官衔名者则进入幕府担任文案委员。其结果，不仅由督抚文案变为职官之人数量逐渐增加，由职官而为文案委员者也并非鲜见(36)，清廷原有职官体系及其明确界限悄然演变。追溯这一变化的轨迹，起点当开始于道光朝，其时清廷对于违反规制的行为，态度仍然严厉。官方记载表明，道光朝曾多次严厉申饬属员入幕之事，并对举劾以官为幕、任用私人的情况严厉追究。(37) 咸丰时期，原有规制在执行中已经出现松动变通的迹象。咸丰七年，吏部对漕运总督邵灿、南河总督庚长联名保奏人员进行审核时，发现盐提举衔候选通判孙洪金为徐州道王梦龄幕友，便援引旧例，要求将所得奖叙撤销，并议处保举者违例。咸丰帝却表示：“孙洪金虽曾充幕友，后已投效伊兴额军营，办理文案出力，即与幕友不同，所得奖叙，着毋庸撤销，邵灿、庚长均着加恩免其议处，伊兴额、王梦龄一并免议。其现在幕中襄理文案，并未赴军营效力者，仍不得滥行保荐，以符定例。”(38) 到了同治朝，以官为幕的行为虽然仍遭到御史们的弹劾，却很少被清廷责罚。同治皇帝密谕曾国藩，调查阎敬铭任用候补道员王继庭一案显示，朝廷只是追究该案事主不得以军功名义保举，而对职官充当督抚幕友文案，并未严禁或斥责。这不仅反映了文案幕友的职官化已较为普遍，而且显示清廷对此似乎已予一定程度的默许。同治五年湖广总督官文被参，理由涉及其任用官员为幕并滥行保举之事，这在道光朝还是惩治的要因，而此时清廷处理的结论中竟然不再提及。可见咸同时期，清廷虽然没有正式确认这类事实的合法化，但原有规制却已渐被突破。
　　三
　　从文案幕友到文案委员，由传统幕府到文案处渐渐成为督抚衙署中枢，所反映的不仅是称谓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体制更替和权力的变动。同治年间，任曾国藩幕宾的王家璧在家书中谈及两江总督衙署的情况：“此间事权所寄，内则幕府、文案处、内银钱所；外则善后局、总粮台。”(39) 此说值得注意之处，不仅在明确指出文案处的出现及其与幕府并存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晚清督抚衙署权力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其一，作为临时设置的文案处，在战事平息后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固定下来成为与幕府平行并列的机构，在督抚衙署内扮演了“事权所寄”的重要角色，显示出随着晚清社会变动的加速，仅仅熟悉衙署内部事务和官场旧规的幕友，凭借其经验与人脉关系，已不能自如地应对日新月异的时势和政务变化，由文案幕友演变而来的文案委员，在内外交往与政事处理中，更加适应形势要求和官场新格局。其二，督抚将行营文案处引入督抚衙门，一方面旨在通过组织结构的变动调整，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层的原因，当是文案委员与单纯幕友身份属性的差异。后者与督抚是主宾关系，前者却是从属关系，用幕友则主官易为其所操纵，用文案则事权决于主官。幕友与幕主之间，原来只有经济关系和私人情谊，合则留，不合则去。由幕友转为文案委员后，主宾关系变成上司与下属的关系，文案委员的发展与主官的信任器重联系在一起，双方利益结合更为紧密。其三，政治因素之外，经济支出渠道的分别也不可忽视。幕友与委员身份属性的变化，也通过经济关系的调整显现出来。按清代规制，幕友脩金为幕主从养廉银中支付。而从宣统年间各省的财政说明书中可知，文案委员的薪金，已赫然列入地方财政的经费支出项目。私人性质的幕友变成职官化的委员后，个人收入的名目由幕友脩金变为文案委员薪费，支付方从主官个人转而为善后局等机构支发。如光绪末年的两广总督衙门“政务殷繁，奉行派委各员办理文案等事，应需薪费由善后局支发，其委员薪费视委员之多寡，随时增减，向无定额”。(40) 这样，不仅文案委员的收入与地方财政的状况联系在一起，而且由于文案委员虽通过捐纳与保举，获得品衔和候补官员的资格，但大多仍非朝廷正式任命的职官，身份具有不确定性，其仕进更多地依赖于督抚举荐；而薪金的数额亦非国家定制，须取决于督抚的赏识或喜怒。政治和经济利益越来越多的共同点，使督抚与文案委员相互联结，形成了不断扩展的关系网，督抚的实际权力藉此日益膨胀，逐渐改变着清廷强化中央集权的实内虚外、分权制衡的体制，在由虚而实，由内而外控制下属的过程中，督抚不断扩张与巩固着各自的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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