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体制再研究

　　远征的军需调配在乾隆十九年展开。五月，计划支出驼马费一百一十万两(42)；七月，计划支出大军出动费二百二十八万两(43)，计四百万两。四百万两银子来源如下：甘肃省库银中拨取一百四十万两，地丁银黑字省山东省库银中拨取二十万两，地丁银黑字省河南省库银中拨取三十万两，四川省库银中拨取五十万两，户部银库中拨取二百万两(44)。上述四省，只有山东与河南是地丁银收支黑字省，但都是收支差额在一百万两以下的小黑字省。从四川省拨取的五十万两是乾隆十五年金川战事剩余下的备储银，而地方银库中支出最多的甘肃是地丁银收支大赤字省。随着战事展开，由甘肃继续拨出军费并不现实，从其他省份调拨也极为有限，户部银库无疑是军费的主要供应处。据《高宗实录》记载，自乾隆十九年至乾隆二十一年间军费支出为一千七百万两，笔者以为西北用兵前三年从户部拨取的银子应不少于一千万两，此后第二次准噶尔远征所耗军费依然由户部支撑。那么，户部中央银库的主要收入从哪里来呢？
　　江南以及江南的秩序
　　第二次准噶尔远征发动之前的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乾隆帝离京展开第二次南巡。在乾隆四十九年第六次南巡途中，回顾往事，乾隆帝笔书“吾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此处将准噶尔远征与南巡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两项政绩。那么，乾隆帝为什么在发动第二次准噶尔远征之前举行南巡呢？
　　就南巡之目的，乾隆帝曾有“南来两务重，视河及观民”(45) 的表述，流露出对赋税重地江南的莫大关心。乾隆二十二年的南巡，乾隆帝所视察地区为沿运河的江苏省大部分地区以及浙江省的嘉兴、杭州、绍兴三府。作为赋税重地，江南地丁银项下的收入情况如何呢？笔者以雍正十三年为例作了一番考察。
　　雍正十三年，江苏省地丁银收入为5142101两，其中苏州府668393两，常州府580072两，松江府525247两，太仓州329166两，镇江府313121两，五府计2415999两，占全省地丁银总收入的47％。其次，浙江省地丁银收入为2611185两，其中嘉兴府399468两，湖州府343102两，杭州府291944两，三府计1034514两，占全省地丁银总收入的40％。两省地丁银收入合计为7753286两，以雍正十二年全国征收地丁银29901631两为参考数据，约占当年全国地丁银收入的26％。如果再加入安徽省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四府的地丁银收入，江南地区的地丁银收入约是全国的三分之一。其中，江南“腹心”，即苏州、常州、松江、嘉兴、湖州五府的地丁银收入为2516282两，占江苏、浙江两省收入的32％，约是江南收入的三分之一(46)。江南所覆盖的三省皆地丁收支黑字省，江苏、安徽两省的黑字差额在一百万两以上，三省每年的节余部分由户部统一调拨，按照户部指示，解送至户部或户部指定地点。
　　除地丁银外，漕粮也是江南地区的一大负担。漕粮虽是非银收入，但在田赋征收中占很大比重，价值不可低估。据《乾隆会典》，每年须向中央输送漕粮的共有八省，应征定额分别如下：山东348778石，河南219874石，江苏1716889石，浙江856739石，安徽566276石，江西770132石，湖北132403石，湖南133743石，计4744834石。其中，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合计为3139904石，占总额的66％，而江苏一省占总额的36％，这意味漕粮的三分之一来自江苏省(47)。因征收额过重，江南经常购买两湖大米以充当漕粮，如果按照乾隆年间米一石银一两五钱的江南米价来计算，中央每年要接受来自江南价值4709856两银子的漕粮。
　　江南究竟每年向户部银库提供多少财源呢？以乾隆十八年为例，该年户部银库收入约10480000两，其中，地丁占27.4％，盐课占25.8％，关税占29％，杂税占17.7％。就地丁银而言，江苏1644000两，山东499000两，河南225000两，其他不明，总计2368000两，江南所纳超过1644000两。就盐课而言，两淮盐场输银1191000两、长庐799000两，两浙764000两，山东不明，合计2754000两以上，有1955000两出自江南。就关税而言，浒墅关向中央输入银460000两、芜湖关392000两，淮安关369000两，其他不明，合计银1221000两以上，有1221000两出自江南。据此，乾隆十八年，由江南输入户部银库的各项钱款计银4820000两以上，约占当年总额的一半(48)。再加入漕粮，笔者以为江南每年向中央输送的钱物当在银一千万两上下。
　　乾隆二十年户部银库存储能保持在四千万两上下的水平和江南的定期输血密切相关。正因为有江南这一经济后盾，清政府才有把握发动诸如远征准噶尔那样消耗巨额军费的战事。“靖外先安内”(49)，当国家面临重大问题时，江南地区的社会秩序状态必然更为统治者关注，这多少可以理解为什么乾隆帝会选在大战触发之际举行南巡。
　　怀着“身此南巡心西海，宵衣惮军书修”(50) 的心情，乾隆帝带着他的作战指挥所踏上南巡之路。为抚慰江南人心，乾隆帝在南巡期间接连颁布免税令，豁免金额总计超过三百万两。政府如此慷慨，在抚慰江南人心之余，不免同时向江南民众展示，国家虽在西北地区肩负重大战事，但依然有余地实施宽民政策。实施宽民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地方，而地方秩序的维护得力于乡绅的道德引导。借助汉族势力成功入主中原的清朝对地方乡绅进行打压的同时又注意笼络，乾隆帝在首次南巡途中，Te别前往江宁明太祖陵，并在祭祀活动中行三跪九叩礼(51)。这一收买人心的举动在江南地区造成深远影响。乾隆二十二年南巡途中，乾隆帝复下令增加江南童生名额(52)。“观民”是南巡目的之一，针对西北用兵，江南士人的心态又如何呢？
　　西北用兵虽属国家机密，但因规模宏大，有关战况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至江南民间。尤其自乾隆二十年八月伊里发生叛乱以来，民间关于准噶尔战事的议论更是纷纷。在乾隆二十二年南巡途中，有江南监生张汝霖、训导章知邺分别借南巡期间士人可随附官员奏折上书之机(53)，就准噶尔战事阐发己见，内有“损兵折将”之语(54)。这股民间暗流招致乾隆帝的不满。直至二十二年七月准噶尔战事大局基本奠定之际，乾隆帝才以上谕形式将此不满宣泄出来，即：
　　夫草茅微贱之人，谬信传闻，本不足论。然此等妄徒何尝有忠君爱国之心，不过逞幸災乐祸之口。而天下之大，其无知而造言者可见正复不少。我兵自前次平定伊犂以来，未尝不屡有剿杀，非所谓驱之锋镝之间，使膏塗草野而不恤也。且定从古不入版图之地于三五年之间，亦神且速矣，而能保其必无一二受伤之人耶？(中略)现在军需所计，较之雍正年间才及十之三四，而各省偏災之赈卹，动愈数百万，此外河工之动拨、宿逋之蠲免、戎行之经费与一切赏赉赐予，何尝因此而少有減省？(中略)朕初非恶逸好劳，穷兵黩武，(中略)特以国家大事无过于此，而因势乘便，正为长顾永虑，息事宁人之计(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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