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营建事宜述略

　　加征赋税，也是当时曾几次使用的筹银办法。如正德时，因建乾清宫，增加天下田赋100万两(59)。嘉靖十三年，为因营建太庙及各宫殿费用匮乏，令天下司、府、州、县，将库贮、羡余及赃罚等银，立限解京，不足则均派于丁粮，共征银80万两(60)。嘉靖后期重修三殿，“吏科给事中刘贽题，各省直丁地内，岁加四，派银一百万两，特差御史林腾蛟、唐自化等官催攒”(61)。天启七年九月，筹措陵工费用，向各州县加派银两，“大者派二百二十两，中者派一百□十两，派(小)者派一百两”(62)。崇祯元年(1628年)十二月，题准“照天启六年殿工例，加各运司盐课银，仍征崇祯元年一年，计银一十四万余两，二年豁免”(63)。二年七月，又题准加征荆关、杭州、清江、中河、芜湖、龙江等6处榷关余银共1.4万两，“以济陵工急需”(64)。
　　工部官员在束手无策时，有时不得不请求皇帝拨发内帑银两。嘉靖年间，因营建经费缺口很大，工部几次恳请发内帑，世宗以“内帑银乃备宫中用者”，不准拨发(65)。熹宗初年，因庆陵工急，曾先后两次拨发帑银100万两，以济陵工(66)。天启七年，营建德陵，工部尚书薛凤翔求发帑百万，诏命半之(67)。
　　此外，明代后期，朝廷还常劝令官员捐献银两以助大工。嘉靖时，营建最繁，“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68)。天启三年营建庆陵，令内外各衙门有自愿捐助者，不拘数目，即行解部，籍而优叙之(69)。五年，因两门三殿工程浩大，工部挪借术穷，内帑搜刮殆尽，后妃、诸王、公主并司礼监等衙门，各监局司库掌印、管事、牌子及内外私家闲住太监等官，恭进助工银共40万两，大学士顾秉谦等捐俸金200两助工，各衙门捐助有差，武清侯李诚铭进助大工银3万两，又命各王府量力捐助(70)。七年九月，营建德陵，“议内外大小诸臣捐助，各照殿工捐俸”，不久，大学士黄立极等各捐银200两(71)。
　　明代历朝营建不断，费用浩繁，给国计民生带来很大影响。如永乐时，邹缉曾指出：“工大费繁，调度甚广，冗官蚕食，耗费国储，”“征求无艺，至伐桑枣以供薪，剥桑皮以为楮。加之官吏横征，日甚一日。如前岁买办颜料，本非土产，动科千百。民相率敛钞，购之他所。大青一斤，价至万六千贯。及进纳，又多留难，往复辗转，当须二万贯钞，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后既遣官采之产所，而买办犹未止。盖缘工匠多派牟利，而不顾民艰至此。”(72) 弘治时，给事中张宦等奏称：“京城内外，土木大兴，军民两困。”(73) 嘉靖时，“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中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厂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74)。万历年间，神宗派遣大批矿监税使，四处搜刮白银，神宗对此曾解释说，“开矿抽税，为因三殿两宫未完，帑藏空虚，权宜采用”(75)。可见，“营建乏资，计臣束手”，是矿税大兴的重要原因之一(76)。
　　三　物料采办
　　上节提到的一些建筑费用额，主要是由工部统筹的现银开支。而营建所需的各种物料，多数是通过强制性徭役获得的，并未计算在总建筑费用额之内。因而，明代北京各种营建项目的实际费用，要远远大于官方所公布的数字。
　　在营建所需的各种物料中，以木材采办耗费的人力物力最多。宫殿建筑需要各种规格的木材，一般木料在华北、南方都可以采伐，而用作梁柱的巨型楠、杉以及板枋，则只能在湖广、四川、贵州的深山中才能采到。明代采木始于永乐四年，当时为营建北京，遣工部尚书宋礼诣四川、吏部右侍郎师逵诣湖广、户部左侍郎古朴诣江西、右副都御史刘观诣浙江、右佥都御史仲成诣山西督军民采木(77)。终永乐之世，宋礼先后5次入蜀提督采木(78)。永乐以后，曾多次谕令采取大木。如宣德三年，命行在工部尚书李友直、刑部左侍郎樊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廙往四川，吏部右侍郎黄宗载、刑部右侍郎吴廷用往湖广，采宫殿材(79)。正德九年，命升湖广巡抚、右副都御史刘丙为工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总督四川、湖广、贵州等处，采取大木，而以署郎中主事伍全于湖广、邓文璧于贵州、季寅于四川分理之；次年又设工部署郎中二人催运大木，一自仪真邗沟至卫河达于京师，一自湖至大江达于仪真(80)。嘉靖二十年，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于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二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于川、湖、贵州(81)。嘉靖三十六年题准，川、贵、湖广3省采木，差大臣1员，郎中2员，添设川、湖副使各1员，又差郎中2员，一往山西、真定采松木，一往浙江、徽州采鹰架木(82)。万历中，为重建宫殿，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83)。此时采木“止责成抚按，一官不遣”(84)，抚按则委派本处官员分督，如四川分设川西、上川东、下川东、上川南、下川南、川北、建昌七总，各按分派数额采取(85)。除委官采办外，明代后期还兼行召商采木之法(86)。
　　从深山采取大木并运到水次极为艰难。据记载，“楠木一株，长七丈，围圆一丈二三尺者，用拽运夫五百名，其余按丈减用。沿路安塘，十里一塘，看路径长短安设。一塘送一塘，到大江”。“计木一株，山林仅十余金，拽运辄至七八百人，耽延辄至八九月，盘费辄至一二千两之上”。大木运到水次后，“督木同知将放出木头赴督木道交割，八十株扎一大筏，召募水手放筏，每筏用水手十名、夫四十名，差官押运到京”(87)。大木沿长江顺流而下，“出三峡，道江淮，涉淮泗，以输于北”(88)，“越历江湖，逶迤万里，由蜀抵京，恒以岁计”(89)，“有时是两三年才能运到首都”(90)。采木给地方财政造成很大负担。嘉靖三十七年，贵州抚按奏称，本省采木经费，当用138万余两，“费巨役繁，非一省所能独办”，经工部题复，令将广东、云南、江西、山西原派盐课大工银督发应用(91)。万历中采木湖广、四川、贵州，费银930余万两，皆征诸民间(92)。采木也给当地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嘉靖年间，奉命采木于蜀的龚辉曾作《采运图说》奏进，备述采木之苦，谓“徒以应用营建所需之故而伤陛下赤子，曾楩楠杞梓之所不若”(93)。万历年间，采木四川建昌，“采运人夫，历险渡泸，触瘴死者，积尸遍野”(94)。吕坤在奏疏中，曾极论采木之害：“深山穷谷，蛇虎杂居，毒雾常多，人烟绝少，寒暑饥渴瘴疠死者无论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难移，倘遇阻艰，必成伤殒。蜀民语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臣见楚、蜀之人，谈及采木，莫不哽咽。”(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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