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

　　嘉定县南翔镇的例子更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清初，南翔镇市廛跨连八图，每图向设保正一人，时谓“一镇八虎”。表明当时管理市镇的是具有职役色彩的基层社会组织，也就是说市镇管理机制与乡村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然而，八名保正共管一镇，毕竟会造成“事权不一”，康熙十四年，陆陇其任嘉定知县，“八图止设正、副二人，著乡约生公举，每岁终一更”，终于使南翔镇开始有了统一的管理机制。但保正、保副毕竟仍是一种职役，很快就奸弊丛生：“迨后正副之外，私立帮保名色多，游手生事之徒附焉。岁终一更，则奸猾者串乡约生及夫束，扬言欲举某某，皆家小康而畏事者，求贿遍，乃举奸猾者充焉。保正之害，何可胜言！”到了嘉庆间，吴桓担任知县时，南翔镇重新改为“各图设一人，事权既分，射利亦微，游手生事之徒不能附，地方益臻宁谧。”(120) 既然职役类基层组织不能履行市镇管理的责任，南翔镇绅士改用其他方式参与市镇的管理。康熙四十一年，镇人王家藩、程时彦等建留婴堂，“收留弃婴，送郡堂乳养”。乾隆八年，改留婴堂为育婴堂，“远近数十百里之内，殆无不收恤之婴儿”。(121) 嘉庆十二年(1807)，绅士朱宁蒲、朱抡英等捐赀创立振德堂，仿照县城存仁堂事宜，“设栖留所于堂之西，置官号二十七图虚圩田九亩五厘为义园，分马陆以南六十二图归入振德堂经理”。(122) 至晚清，育婴堂和振德堂成为南翔镇权力运作的核心机构。(123) 在这一过程中，南翔镇的管辖范围不断扩大。程攸熙所修订的嘉庆《南翔镇志》中有一段材料非常有意思：
　　程攸熙案：张史亭承先，(124) 胪列二十余图，只云某号、某图，其乡、都、圩皆阙。杨勷平志达(125) 志虽详，然只载民居九图而已。李桐园凤昌剧费搜集，由乡、都剖之以区以扇以图以圩，注明若者全为南翔镇，若者与他镇接壤，应析某镇某圩为南翔，共六十二图，了如指掌，靡有阙遗，不惟补予所未逮，盛于杨、张二志远矣。(126)
　　康熙间，南翔镇辖区只包括九图，至乾隆时已发展到二十多图，到了嘉庆年间，竟然扩大至六十二图。这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以市镇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地方行政运作相应取得了和一向凌驾于其上的赋役佥派机构同样地位的历史过程。(127)
　　三　乡镇自治：市镇“固有境界”的重构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清政府颁布《城乡地方自治章程》，其中第一章“总纲”之第二节“城镇乡区域”中有规定：
　　凡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人口不满五万者为乡。
　　城镇乡之区域，各以本地方固有之境界为准。若境界不明，或必须另行析并者，由该管地方官详确分划，申请本省督抚核定。嗣后城镇乡区域如有应行变更或彼此争议之处，由各该城镇议事会拟具草案，移交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决之。(128)
　　以上两条规定，极大地改变了后人对县级以下区域的认识。自此，“镇乡却不以地方为界限，以人数为界限”。(129) 由于人数是对应于一定区域的人数，如果区域过小，人数很难达标，因此，如何界定自治区域，直接关系到是符合“镇”自治还是“乡”自治的标准。江南地区商业聚落数量非常密集，如果刻板地执行人口数量的规定，不可能所有的商业聚落都达到“镇自治”的标准。达不到标准的商业聚落必须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才可以保住“市镇”的地位；而保住“市镇”的地位，就得先确立“固有之境界”。所以，宣统间，地方自治甫办，各地均热衷于强调各自“区域传统”的长期稳定性。常昭二县宣称：“自宋端平正经界以来，九乡之制无变更，都凡五十，自割入太仓五都后，实存四十五都，逮清中叶未改。”(130) 昆新二县则强调：“邑境旧分七乡三十保，其命名犹沿宋元之旧。”(131)
　　各乡镇更是为“固有之境界”而绞尽脑汁。元和县唯亭镇的本镇都图仅有中十九都四十七图、半十九都九图、半十九都五十七图共三图，以此规模显然不够办理镇自治的标准。该镇清初曾设立把总一员，外委一员，(132)“冠以分防武弁，亦以识地里之限也”。(133) 将把总、外委曾经管辖的区域，作为其自治区域，成为唯亭镇办理自治的最好理由。其自治范围包括“吴淞以北，阳城以南，界浦以西，外跨塘以东之村庄并附于镇，方二三十里”。(134) 昆山县巴城镇，以原巴城巡检司所辖区域的基础，划一镇六乡办理自治，通称巴城镇“温焦泾乡，馒头浜乡，焦贤村乡，龙潭乡，项家浜乡，林家宅乡”。(135)
　　长洲县的黄埭镇，竟将唐万岁通天元年(696)所置的黄埭乡作为其固有区域。民国《黄埭志》卷1《建置》称：“自宋元明至清光绪年间，黄埭乡都凡三，计七都、十一都、十二都，图凡五十”。宣统三年(1911)，长洲归并吴县，黄埭改属吴县。民国元年(1912)，吴县编制市乡，划十二都归南北桥市，于是重新区划的黄埭市只有七都、十一都。(136) 相比以前地域宽阔的黄埭乡，黄埭市“遂狭小矣”。(137) 正因认定固有境界标准不一，昆山新阳二县地方自治筹办处宣布：“调查区域以镇乡四至固有之区为区调查，若固有区域尚嫌辽阔者，得再划分地段，大约以村集为地段”。(138) 因而有些区域是重新划定的，未必需要追究“固有之境界”。元和县相城镇系合东中西十八、北十九、下十七，计五都为一区，“南北二十余里，东西十余里……辖区五，领图五十有二，制村七十有三”。(139) 昆山新阳两县所属安亭、蓬溪等镇，不惜合十五厂九十三图，成立城东镇，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欲联合多数乡镇，设一总公所起见”，(140) 以达到办理镇自治的标准。
　　在太仓州和镇洋县，还有“以地方习惯上之便利与夫财政担负之困难，有应量为变通”的考虑。按照此原则，太镇除城厢外，共划二十四个自治区域，“计州县合并者一区，曰毛家市，州境独有者九区，曰沙溪、三老、鹿河、王秀桥、直塘、思九、双凤、璜泾、浮陆；县境独有者十四区，曰刘河、刘何、新东、阜桥、半泾湾、湖川塘、新丰、方家桥、陆渡桥、蓬莱、牌楼、岳王、茜泾、新塘”。(141)
　　在昭文县的东张市发生一件比较有趣的事件。宣统二年划自治区域，全县共设四市三十一乡，以东张市、东周市、横塘市组成东张乡。(142) 可是，东张市以“壤地较小，调查少漏”，固有区域迄无依据为由，欲“不以自治时代之乡界、实行村制之区界为根据，仅就东张市为范围”(143) 办理自治。后来市人“据光绪九年本邑赈灾征信录，东张市管有都图，计共九图”，(144) 故以“九图为东张市固有区域，亦即东张市管辖范围，以壤地广狭计，东西距离稍狭，约三里许，南北距离稍广，约九里许，西南至东北较远，有十里许”，(145) 从而制造出一套全新的“区域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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