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塾师的收入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原刊地名】厦门
【原刊期号】20062
【原刊页号】30～37
【标 题】明清时期塾师的收入
【作 者】徐梓
【作者简介】徐梓，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塾师是在传统的家塾、义塾和私塾中从事启蒙教学的老师。塾师通过教学课徒获得的收入，主要有束修、膳食和节敬三项。其中束修是指致送给塾师的酬金，是塾师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决定塾师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的主要要素。塾师的供膳情形颇为复杂，直接反映出塾师的生活质量。节敬是在特定的节令致送给塾师的银钱和礼物，是塾师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 键 词】塾师/束修/节敬/膳食/塾师收入
【正 文】

　　塾师是传统学塾中从事启蒙教育的教师。我国古代的学塾，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东家延请塾师来家教授自家或亲属子弟的家塾；二是富商显贵、地方政府或家族倡议并出资兴办、免费向特定学童开放的义塾；三是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学童就读的私塾。在家塾、义塾和私塾中从事教学的老师，就是塾师。
　　明清时期塾师的收入，并不完全来自于执教授徒。如康熙年间徽州府婺源县庆源村的塾师詹元相，他的束修所得十分有限。韩国学者权仁溶，根据詹氏的《畏斋日记》统计：1700年为1两6钱，1701年为4钱5分，1702年为2钱，1703年为1两7钱，1704年为8钱，1705年为1两9钱7分。一年间最多的束修也不到2两，塾师的收入在他的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他的主要收入是出租土地、以多种方式收取利息。① 除此之外，虽然塾师往往可以获得如张仲礼所说的“在家乡提供绅士服务的绅士收入”②，但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收入，包括束修、膳食和节敬，通常是塾师的主要收入来源。
　　束修
　　束修又作“束脩”，是指致送给教师的酬金，相当于现在的工资。塾师的收入虽然不限于束修一项，但无论何时何地，束修都是塾师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明清时期的学塾，大都因陋就简，花费不多。尤其是义学，主要由百姓捐助设立，“或一家捐一学，或数家公捐一学，或一村立一学，或数村公立一学。馆舍不必择地，修金不拘成数，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就地方情形变通办理。”③ 特别是在各级地方官府敦促设立的情况下，一时能筹措到的资金十分有限，这时束修往往是一所义学的主要开销所在。道光五年(1825)，周凯在《劝谕襄阳士民设立义学告示》中，算了这样一笔帐：设立一所义学，最好有四、五百金的本金，至少也要有二、三百金。如果每年一分利，“其捐数多者可得息四五十金，以三四十金作馆师修缮，十金作学生纸笔；捐数少者得息二三十金，仅可作馆师修膳，亦可以图久远。”④ 可见塾师的束修在这里占了绝大部分，在学校收入较少的情况下，只好用所有的收入来保证支付塾师的束修。学塾的建立，往往是“择乡村中庙宇寺观以及大族公祠，通融一二间可容师徒者，作为书屋”。这样正如唐鉴所说，“义学既无须兴建书屋，则所筹划专在塾师束修。”⑤ 这也就意味着，塾师的束修是学塾中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支出。
　　这显然不是个别的事例，而是一种普遍的情形。清同治年间，戴杰任山东陵县县令，创建了赵王寺义学。他在向上级官府禀告的公文中，说他曾经“先后劝据绅富人等捐资，连卑职捐发银两，置买田地共三十四亩二分七厘有零，岁收租价京钱六十八千文，以六十六千文为延师修脯节礼之需，下余两千文存备义学零用。”⑥ 在赵王寺义学一年68千文的总收入中，塾师个人的“修脯节礼之需”，就占了97％以上。道光十三年(1833)，太谷知县孙衔重修义学之后，制定了《义学学规》。其中规定：“谷邑有官地、民房数处，每年收租银50.95两，作为义学塾师修金。向系礼房管理，今移归儒学，庶归实用。塾师修金每年40两，端节、中秋每节节礼2两，其余做修理房屋之用。”⑦ 太谷县义学的年收入不到51两，以前全部用作塾师的束修。在收归县儒学管理之后，仍有44两用在了塾师的束修和节礼上。在一些学塾，因为有限的收入还要照顾生徒的生活及日用，塾师的修金只占了学塾投入很小的一部分。如浙江会稽的张氏家族，每年用于学塾的投入为60千文，塾师的修金只有20千文，而其他杂费则有40千文。
　　束修的结算，有三种方式，除了银钱和实物之外，还有用银钱和实物混合结算的。在我国一些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往往以实物尤其是粮食作为致送塾师的束修。因为以粮食作为束修非常普遍，所以束修也被称之为馆谷。如明朝万历元年(1573)，龙泉翁氏致送塾师的束修，是一年谷60石。⑧ 吕坤在《兴复社学》中谈及社师的报酬时也说：“大段社师以每岁粟二十石为厚供，少亦不减十二石。多寡之数，以学问与功效为差。”⑨ 清朝顺治五年(1648)，江苏苏州吴氏家族规定：“延举业师，贴米十二石；句读师，贴米十石。”⑩ 在明代以谷物结算塾师的酬金较为普遍，直到清朝初年也没有完全绝迹。
　　有不少塾师的束修，既有谷物，又有银两。正德十六年(1521)的进士黄佐，在所订立的乡礼中要求乡民礼敬塾师：“其塾师束修，务从俗加厚。在城大馆，官给银二十两，有司以礼待送。在乡则约正等，率各父兄出谷及菜钱。若待之不以礼，及有始无终者必罚。”(11) 在城镇塾师的束修是官府所给的银两，而在乡村是乡民分摊的谷物和菜钱。万历三十八年(1610)，常熟县的12名塾师，“每名馆谷十石，俸八两，聘礼各五钱，清明、端阳、中元节仪各三钱。”(12) 崇祯十四年(1641)，陈舜系在黄惟萼家塾为塾师，当时正值明末谷价昂贵，一石米800钱。“予昼训书，夜则通宵誊录。是年馆谷得米二十石，办月钱四千八百，皆惟萼一身肩之。又让屋完娶，一切酒米并伊夫妇照料。”(13) 待遇颇为优厚，塾师心存感激。谷物和银两一并用作支付手段，可以避免因为粮价波动给塾师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地保证了塾师基本生活的稳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致送塾师的束修，逐渐以银钱为主。在清代，以实物支付塾师的束修，已经越来越少见。正因为如此，束修被称为“修金”日渐普遍。栗毓美(1778—1840)订立的《义学条规》，对塾师的薪俸作了这样的规定：“今拟定修金四十两为大学，三十两并二十五两为中学，二十两十数两为小学。”(14) 这里所谓的大、中、小学，是指学生的人数多少而言，其中学生25名的是大学，20名的是中学，15名的是小学。塾师束修的多少，和学生数量的多少直接关联。唐鉴(1778-1861)在《兴立义学示》则说：“本乡村中生监及童生之有品者，公为聘延，每年束修薪水以二三十金为约。”(15) 同治七年(1868)，戴肇辰在琼州府筹得银550两，发典生息，用作府义学的经费。为此订立的《琼州府义学章程》，对塾师的薪俸也有明文规定：“每年修金三十六两，贽敬一两，节敬三两，由本府发琼台书院，监院按月按节支送。”(16) 山东陵县县令戴杰订立的《劝办义学章程》，规定塾师“常川住塾，每年酌定束修京钱六七十千为准，按季分送。”(17) 光绪末年，柳堂为山东惠县县令，创立了郭家庄等多所义学，订立的章程规定：“每年如得利五十千者，以四十千延请塾师，余作杂费。”(18) 丁日昌(1823—1882)在所制订的《社学章程》中规定：“塾师一人，课徒以十人为率，每月酌给束修膳金五千文，月费一千文，按月支领。”(19) 这些地方政府官员以章程或规条的形式，所作出的有关塾师薪俸的规定，最接近广大塾师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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