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塾师的收入

　　在同一个私塾，教学对象不同，束修的多少也有区别。如浙江嘉兴的姚氏家族的私塾，分为东塾和西塾。“子姓十岁以内及十岁外愚钝者，从西师学，以八人为式，至多限以十人。至十一岁而读书能有进益者，即宜升至东塾，将东塾之读书难造者为之更换。”西塾学生的层次较低，而东塾学生的层次要高一些。“子姓十岁以外、资质聪颖可能造就者，从东师学，以六人为式。每日讲读经书之外，课以朱子小学，务期修身立品、进退周旋，不失为循良子弟。”姚氏家族的《义庄赡族规条》规定：“东师修金每年八十千文，西师每年六十千文。”(20)
　　明清时期众多的小说中，也屡屡提到塾师的束修。明朝浙江衷张应俞所著的《江湖历览杜骗新书》，在第十二类《在船骗》中，说“侯官县一田秀才出外作馆，年冬归，得束金四十余两，衣被物件，亦十余两，共作两大笼。”明清之际丁耀亢(1599—1669)的《续金瓶梅》第四十六回《傻公子枉受私关节，鬼门生亲拜女房师》，说汴京西河桥的严秀才，母子贫穷，度日不过，只得求了一馆，教几个小学生读书，每年馆谷不过十五六金。清代顺治年间由一个自称“西周生”的山东人创作的《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三回《绣江县无儇薄俗，明水镇有古淳风》中，说李大郎请“绣江县一个半瓶醋的廪膳”舒忠，来家教育自己的两个孩子。“恐怕先生不肯用心教得，要把修仪十分加厚，好买转先生尽心教道，每年除了四十两束修，那四季节礼，冬夏的衣裳，真是致敬尽礼的相待。”吴敬梓(1701-1754)的《儒林外史》是一部表现中国18世纪前后江南士绅生活的小说，其中很多处提及塾师和他们的束修。第二回写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个叫薛家集的乡村，村民们商议请个塾师给孩子们启蒙，商定“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第三十六回说虞育德应考进了学，“次年，二十里外杨家村一个姓杨的包了去教书，每年三十两银子。”同一回虞博士曾对自己的夫人说：“我自从出来坐馆，每年大约有三十两银子。假使那年正月里说定只得二十几两，我心里焦不足，到了那四五月的时候，少不得又添两个学生，或是来看文章，有几两银子补足了这个数。”第五十五回写盖宽卖了半年的茶之后，“有个人家出了八两银子束修，请他到家里教馆去了。”第四十六回写虞华轩呈上专帖，“敬请余大表兄先生在舍教训小儿，每年修金四十两。”
　　不同时代、同一时代不同地区、同一地区不同塾师、同一塾师在不同时期和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收入的差距很大。清末山西太原塾师刘大鹏，曾遇到一位因经商失败而去教书的人，“班荆交谈，备言所教童子五、六人，每人送束修钱一千六百文，一年所得不满十千钱，糊口亦不够，何能养家乎？真苦之至也。”(21) 但刘氏本人的运气不错，遇到了一位富有的好东家：“前岁定馆时言明：及门者四人，看文者一人，修金一百，馔皆东家备办。此外尚带外徒二人，小儿一人。今者来馆，东家又荐一人及门，未曾言修金多寡，此亦够吾办理矣。世之舌耕者不少，余亦与之为伍耳。”(22) 在《儒林外史》中，老童生周进60多岁还在私塾教书，“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每日二分银子在和尚处代饭”。在支付每天2分合每月6钱的伙食费后，周进每月只剩4钱银子，和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村民请的塾师的收入一样。李百川(约1720—约1771)的《绿野仙踪》第一回，说冷于冰到了9岁时，父亲冷松请王献述来教他。王献述是“江宁上亢县人，因会试不中，羁留在京。此人极有学问，被本城史监生表叔胡举贤慕名请来，与史监生做西宾，教读子侄，年出修仪八十两。只教读了六七个月，史监生便嫌馆金太多，没个辞他的法子，只得日日将饮食、茶饭核减起来，又暗中着人道意：‘若王先生肯少要些修金，便可长久照前管待。’献述听了大笑，立即将行李搬移在本城关帝庙暂住，一边雇觅牲口，要起身入都。冷松素知王献述才学，急遣人约请，年出修金一百两，教读于冰。”王献述和周进、薛家集塾师的束修，相差有10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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