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塾师的收入

　　刊行于道光三十年(1850)、题署为石平士编次的《童蒙急务》，在论及《尊师》时，提出要《学钱宜重》。其中指陈了当是塾师收入低下的状况，也提出了自己理想的标准。“近见蒙馆中，富者学钱止一二千，贫者学钱止七八百，甚至有二三百文者，殊属不成事体。屈指一堂学生，已有二十余人，统计一年学赀，不过十三四千。比之人家雇工，虽见有余，较之有等匠师，则大不足。”可见塾师收入的实情及在整个社会中的经济地位。为此作者告诫那些为父兄的人，既然希望塾师善教勤诲自己的子弟，就不要吝惜学钱。“出得起学钱得，每人一年或四千、五千、六千、七千，务须尽力具办，不可推诿。如顶上极富者，可出五六十千文；即极贫者，亦宜有二三千之谱。学人不可多，亦不可太少，或六七人，多则十一二人。总计一年学钱，必有五六十千，少亦要有四十千之谱，方可成事。”(23) 表明了一般人心目中塾师收入的理想状况。
　　塾师的束修，有的“按月支送”，有的“酌送二月”，有的“按季致送”。还有的则是在节令时致送，“族姓子弟，年八岁以上，无力读书者，听其父兄择就近师傅肄业。告明董事，酌助修金若干。分四季，义仓掌管，执事面送塾师。清明、端节、七夕、重阳前一日，子弟持书到仓，董事稽考功课，有益则给，无益则止。”(24) 很少一次性支付的。对此，粟毓美曾解释说：“修金按月支送，非过事苛刻也。缘塾师不无更易，一经透支，则修脯既亏，学将中废，固不得不从长计议，定以限制。”(25) 束修的分期支付，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为塾师改易带来的麻烦。另一方面，不少地方的束修是靠利息支付的，只有到了刻定日期，东家或首事才有可能在不动本金的前提下向塾师支付束修。
　　在束修问题上，塾师抱怨最多的并不是束修数量的少，而是束修支付的滞后，不能按规定的时间支付塾师的束修。束修数量的多少，是事先说定的，大家心中有数，但是，东家不能及时支付束修，却是许多塾师难言的隐痛。束修不时、拖欠支付不是个别的问题，而是普遍的情形。许多塾师都在诗文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东道不还束修，教师诮以诗曰：‘东君何事太蛮擅，束脯终年不肯还。擎伞遮阴专为热，围炉向火只因寒。’”(26) 一些诗作则表达了讨要束修的难堪：“蒙馆舌耕不自由，读书人到下场头，每逢年节先生苦，亲去沿门要束修。”(27) 何况这种讨要总被东家敷衍搪塞。由于不能按时支付，导致了塾师及家人希望的落空，使塾师一家人的生活陷于严重混乱。
　　不按时向塾师支付束修，不仅让塾师抱怨，而且令一些真正尊师的东家也愤怒。清代的李淦曾说：“又有窭子贫士，妄于束修许而不予。致烦师屡促，或凂人转达，如求乞然。而犹置若罔闻，或故为延缓，甚者有年终挂欠、终归乌有者。有是理哉？”为此，他叮咛自己的后人，“束修宁可量力厚薄，宜慎于始；供馈宁可称家有无，要期于终。万不得效近日作俑者行径也。”(28) 强调不能用几近欺骗的手段，拖欠塾师的束修，甚至最终不了了之，践踏塾师的尊严，也戕害自家的道德。
　　除了不能按时支付束修之外，还有束修支付的质量也得不到保证。“束修况复多虚花，料谷腐米如丹砂。输贫偿债两无用，此物如何得养家？”(29) 支付给塾师的束修，是已经陈腐变质的米谷，既不能用来自家食用，也不能用来偿还债务。实物是这样，银钱也好不到哪里。“收的低银潮色，皆缺戥头。”(30) 存在着成色不足、缺斤短两的问题。
　　膳食
　　塾师的膳食，也就是塾师在教学期间的饮食，问题看似简单，实际情形颇为复杂。
　　最为塾师所理想的状况是，塾师住在塾馆之中，一日三餐由东家提供，这就是所谓的“供馔宿馆者为上”。但这只有较为富裕的东家才能承受。东家备办的塾师饮食，一般是“常膳二簋：一肉一蔬；宴会四簋：二肉二蔬。”(31) 对并非大富大贵的人家来说，塾师的日常饮食，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如在张履祥家，“昔者，先孺人延师以教予兄弟，每日昃辄计次日先生膳，不给则纺木棉夜半。”(32)
　　一些特别富有的家庭，往往专为塾师设灶。清末山西太原塾师刘大鹏说：“余之馆馔，皆东家供给，渲儿从余读书，亦不出一钱以摊饭食之费，东家之待余，可谓厚矣。平日在馆，一日三餐皆余为吩咐，书童备办，恒择可口者食之，多素而少荤，在已以为过奢，而旁观者反诮余过俭。”(33)
　　东家还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向塾师提供膳食。一是由东家供给塾师一定的银钱或柴、米、油、盐、菜蔬，由塾师本人或其家属自烹自调，这种形式称之为“自爨公养”。明代周汝登在《社学教规》中说：“教读在学自爨，则一年之餼，须二十金，少者十五金，视生徒众寡以为隆杀。”(34) 浙江山阴安昌徐氏宗族，除向塾师支付“每岁修金五十千文”外，塾师日常所需的“薪米油茶”，由“仓中供给”。(35) 江苏华亭的顾氏宗族，在“每师每年束修钱四十千文”外，又向每位塾师提供二十四千文伙食钱。在这里，“公养”由家族动用“公仓”或“公库”统一付给。
　　二是由离学校近而且有供膳能力的学生家庭轮流供膳，这种形式称之为“吃转饭”。供饭天数和轮流方式各不相同，由各家共同商定。“农民平常不易吃肉，但给老师送饭，每顿饭必有肉有鱼有菜。菜是自己种的，鱼到河里捉，肉则到街上买。”(36) 也有以一家为主，塾师吃住在一家，另几家帮助一些银钱和食物的情形。在私塾中的塾师，学生往往也要送些生活必用品，如一斗米、一斤油、一斤盐、一斤茶、一斤烟，即所谓“升米四斤”，用作塾师的口俸。
　　另一种情况是，食宿完全由塾师自行解决，东家概不负责。河南安阳马氏家族规定：“先生满年修金五十千文，节敬饭食俱在内”。(37) 光绪二年，江苏苏州彭氏家族支付给塾师的“月修陆千文，节敬饭食俱在内。”(38) 两个家族都明确规定，在向塾师支付的束修中，就包括了膳食和节敬的费用，不会另行支付。一般情形是，如果另外提供膳食，塾师的束修可能会低一些；如果塾师自行解决膳食问题，则束修可能会高一些。但由于束修没有一个为全社会接受的共同标准，高低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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