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景宗即位考实
时间:2007-12-16 作者:李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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罨撒葛之事后，诸王的夺权活动停止了五年，到应历九年，穆宗的行为没有任何改变，以穆宗的四弟王子敌烈为首，会同宣徽使耶律海思，再一次向穆宗的权力发起挑战，这是发生在穆宗朝的第五次“谋反”事件。
敌烈为辽太宗第四子，“多力善射”[7]，曾参与援汉击宋战争，前已有东丹系和李胡系诸王谋取最高统治权，太宗次子罨撒葛夺权失败，如不乘机再起，太宗系的权力可能会转移到东丹系或李胡系。敌烈的“谋反”，是太宗系诸王保卫皇权的再一次尝试，也是辽朝宗室对穆宗的统治失去信心的表现。
参与这次活动的另一重要人物是耶律海思。海思，字铎衮，释鲁庶子。“机警口辩”，太宗时，诏求直言，他对与之交谈的明王安端和耶律颇德都有恰如其分的评价，为太宗所赏识，“擢宣徽使，屡任以事。帝知其贫，以金器赐之，海思即散于亲友，后从帝伐晋有功。”[8] 可见，这是一个有胆识、有才能的人。他参与谋反，应该说是对辽朝统治负责的表现。而选择了太宗子敌烈，则是对太宗系最高权力的保卫。不幸的是，敌烈未受到严惩，保守中还重新被封为翼王，而海思却被穆宗囚禁而死于狱中。
次年十月，李胡的另一个儿子喜隐也参与了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且辞连李胡。这次惩治相对严厉，因为李胡二子两次谋反，可能都有李胡的指使，故他被逮入狱，且死于狱中。而对喜隐，曾经网开一面，“上临问有状，以亲释之。未几，复反，下狱。”[9] 如此看来，喜隐也曾两度参与谋反，那么，第一次可能就是以李胡子宛为首的谋反活动。这也应该是李胡夺权的两个阶段。而出头谋反者为其二子，幕后主谋则是李胡。
综观上述“谋反”、“谋叛”、“谋逆”、“谋乱”事件，第一次的主谋忽古质官居太尉，不知其为萧姓还是耶律；第二次的萧眉古得系出国舅；第六次的耶律寿远与楚阿不族属不详，这三次“谋乱”活动未见宗室诸王参与的记载。其余四次，无一例外都与宗室贵族相涉，这无疑都是宗室诸王的夺权活动。涉及的诸王有辽太祖幼子李胡及其子宛、喜隐，东丹王子娄国，太宗子罨撒葛、敌烈。其余协从者，皆是其拥戴者，而在处置上，协从者重，而诸王多数可免于惩处。李胡和娄国之所以从重，是因为他们都已参加了不止一次的夺权活动。④ 即便是未见诸王踪迹的第一、二、六这三次“谋乱”活动，也未必一定没有诸王的参与，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诸王的行动没有暴露而已。所以，无论哪一次“谋反”、“谋逆”、“谋乱”、“谋叛”，几乎都与诸王相涉，这是契丹社会的传统习惯在辽朝社会的反映。换言之，契丹世选制的残余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存在，它对辽朝皇位继承问题产生着重要影响。这是辽朝前期不断发生宗室诸王“谋乱”事件的社会根源。而穆宗在位时，此类事件尤多，则与穆宗本人缺乏政治理想、缺少治国才干和政治成就有直接关系，他不是一个理想的最高统治者人选，这就不能不使其家族中自认有所作为者心生觊觎，试图凭借传统赋予的权利，以求一逞。在辽朝，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的必要条件就是铲除这一传统习惯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看到，汉官在契丹贵族的争权活动中也在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萧眉古得的南奔，有李澣帮助策划。结果是眉古得“伏诛”，李澣则“杖而释之”。喜隐的“谋反”，则有汉官韩匡嗣的参与。《辽史》中仅载“宋王喜隐谋叛，辞引匡嗣，上置不问。”[10] 似乎此事已不了了之，实则不然。 《韩匡嗣墓志铭》对此有一段十分隐晦的说明：匡嗣在太宗时，“以勋旧之胤，有干济之才，乃议褒升，罔循资级，特授右骁卫将军。在公既彰于勤瘁，进秩宜处于深严，改授二仪殿将军。……虽道无适莫，而运有穷通。三年不鸣，久居于散地。”⑤ 二仪殿将军为实职，即太祖庙详稳。这是喜隐谋叛前韩匡嗣的职位。所谓“道无适莫，运有穷通”则是说君主用人，并无薄厚之分，但个人的运气却有穷通之别。由于匡嗣在一段时间里，运气不佳，“居于散地”，被免了官。何以免官家居呢？匡嗣墓志一语带过，使人难知就里。而其妻的墓志则透露了相关信息。《韩匡嗣妻萧氏墓志铭》的相关内容，使这段历史得以恢复其原貌。墓志作者为了说明萧氏的“柔顺”与“仁厚”，将韩匡嗣参与贵族夺权活动失败后的处境作了如下描述：“应历中，秦王守兹直道，遘彼流言，因屈壮图，久居散地。夫人潜施辅导，益务唱随。罔以荣辱易其心，唯以穷通俟乎命。运当不字，既符云雷之屯；时偶大来，果应地天之泰。”⑥ 萧氏墓志中的“应历中”，据《辽史·穆宗纪》，当为“应历十年”⑦；“久居于散地”，即《匡嗣传》中“宋王喜隐谋叛，辞引匡嗣，上置不问”的结果。所谓“上置不问”，不过是没有治韩匡嗣助逆之罪。但也因此令韩匡嗣去官家居。所谓“直道”，即指废穆宗另立新君之举；所谓“流言”，正是喜隐事败露后，供词牵涉到了匡嗣，即“辞引匡嗣”；所谓“屈壮图”，则是废立事不成，匡嗣被迫家居的事实；所谓“三年不鸣”，则是引用典故，并非实指，匡嗣免官何止三年，自应历十年至十九年穆宗被杀、景宗即位，匡嗣免官家居达八年之久。⑧
墓志作者邢抱朴不愧史家，确有史家风范。这段文字，既表彰了墓主的美德，又展现了一段历史实情；既于墓主及其家人无伤，又堪称直笔。如不是他为我们留下这一珍贵资料，这段历史就可能留下空白。
这样看来，韩匡嗣参与了喜隐的夺权活动，已可坐实。但在对谋逆者的处理上，却有些值得深思之处。在对参与谋叛的契丹人，是主谋从宽而随从从严；而在有汉人参与的情况下，则是主谋从严而汉官从宽。李澣是“杖而释之”，匡嗣是“上置不问”，实则“置诸散地”。何以出现这样的反差呢？窃以为，或许汉官势力相对弱小，在辽朝统治集团或辽穆宗本人看来，还不足以影响大局，而宗室诸王才是皇权的真正威胁。但是，殊不知汉官参与的夺权活动，在某一时期不但足以威胁到辽穆宗的皇位，甚至直接关系到他个人的安危。
现在，我们再来探讨辽景宗即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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