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景宗即位考实

　　邢抱朴在《韩匡嗣妻萧氏墓志铭》中则直接道出了匡嗣升官的真相：“俄属景宗成皇帝中兴宝祚，图用旧人。”显然，对于耶律贤来说，韩匡嗣并非因“奇表”和“振拔淹滞”才得以在景宗即位时荣升，而是因为他乃景宗在潜邸时的“旧人”。这是个什么样的“旧人”呢？这是一个在闲居期间帮助耶律贤策划夺权活动的“旧人”。
　　参与耶律贤夺权活动者，我推断，至少有韩匡嗣、女里、萧思温和高勋。
　　韩匡嗣因参与喜隐夺权活动是选错了对象，史载：“喜隐轻傈无恒，小得志即骄”[9]，不足以成大事。匡嗣因此被撤职，心有不甘，一定会物色新人，以求再举。他与耶律贤关系密切，当然会将其列为新的人选。他们既能在一起议论时政，表达对穆宗的不满，就有可能策划取而代之。景宗初即位就大力提拔韩匡嗣，并授以功臣名号，显然是对他参与策划夺权活动的酬赏。由此推断韩匡嗣参与了景宗的夺权活动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女里出身卑微，为积庆官官分人。穆宗时，为习马小底。“景宗在潜邸，以女里出自本宫，待遇殊厚，女里亦倾心结纳。及穆宗遇弑，女里奔赴景宗。是夜，集禁兵五百以卫。既即位，以翼戴功，加政事令、契丹行宫都部署，赏赉甚渥，寻加授太尉。”[14] 这样，我们对景宗即位时的情况，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是女里将穆宗被杀的消息报告了耶律贤，并组织了禁兵五百人保卫耶律贤，或者说这五百人是景宗夺权一旦遭到抵制即可实行反击的武装力量。显然，女里是耶律贤的同党，他的具体任务就是观察近侍人员行刺的成败，通风报信。《辽史·女里传》中交代了耶律贤网罗女里的原因和方式。此人性贪，所谓“待遇殊厚”，恐怕是以金钱拉拢他入伙的。以一个驯马的使令人，一举而官政事令，领契丹行宫都部署的实职，不久又加官太尉，与韩匡嗣的待遇何其相似。而“赏赉甚渥”，则是迎合了他“素贪”的本性。我甚至大胆推测，利用近侍人员谋杀辽穆宗的计策，是韩匡嗣参与谋划的，指令是女里传达的。因为他是使令人，与近侍、盥人、庖人的地位接近，与他们联系不易引起注意。与前几次不同，这次夺权活动乃是借他人之手行刺，而策划者始终隐于幕后。景宗在位期间，对女里、高勋等百般庇护，也是对其以往功劳的报偿。⑩
　　高勋是随同杜重威降辽的，他好结权贵。辽世宗时，为枢密使，总汉军事。辽穆宗时，封赵王，为上京、南京留守。穆宗被杀时，他是率甲骑驰赴迎驾者之一。因此，“景宗即位，以定策功，进王秦。”[15]
　　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耶律贤适，他与耶律贤和韩匡嗣关系不错，他是否参与了夺权活动，目前还难以找到证据。但他保护了耶律贤与韩匡嗣，是毋庸置疑的。景宗即位时，贤适“以功加检校太保，寻遥授宁江军节度使，赐推忠协力功臣。时帝初践祚，多疑诸王或萌非望，阴以贤适为腹心，加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3] 次年，萧思温被害后，接任北院枢密使，兼侍中，赐保节功臣号。从景宗即位后，贤适官位的迁升和功臣号的赐予看，贤适应该也是这次夺权活动的参加者，至少是知情者。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耶律贤与萧思温、韩匡嗣、高勋、女里等，利用群臣对辽穆宗的失望情绪和近侍人员对辽穆宗的恐惧，借近侍之手杀死了穆宗，由萧思温等拥立为帝。
　　萧思温是景宗这次夺权活动的最大受益者，是谋杀穆宗的主将，景宗亲信集团的核心。他系出国舅，为敌鲁族弟忽没里之子，尚太宗女吕不古，为穆宗姊夫或妹夫。(11) 有女三人，长适太宗次子罨撒葛，次适李胡子喜隐，幼为萧绰，适东丹王耶律倍之孙、世宗子耶律贤。(12) 是思温三女，分嫁于太祖长子耶律倍、次子德光和幼子李胡三系。值得注意的是，萧思温的长婿罨撒葛、次婿喜隐前此都曾做过夺权的尝试，可惜皆未成功。长、次二婿夺权失败后，思温不得不将夺权的希望寄托在幼婿耶律贤的身上。史载：“思温尝观诸女扫地，惟后（萧绰——笔者注）洁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16] 为了萧氏家族，为了爱女， 为了耶律贤夺得最高权力，是他参与夺权的动机和动力。穆宗时，思温官南京留守，负有保卫南京，抵御后周的重任。但他在军中，“握齱修边幅”，不以军务为意，周世宗北伐时，他“不知计之所出，但云车驾旦夕至；麾下士奋跃请战，不从”。究竟是无能，还是不想为穆宗效力，我认为是后者。《辽史·萧思温传》批评说：“时穆宗酗酒怠政，思温以密戚预政，无所匡辅，士论不与。”那么，在穆宗被杀的事件中，他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应历）十九年，春蓃。上射熊而中，思温与夷离堇牙里斯等进酒上寿，帝醉还宫。”[17] 穆宗这次醉酒，极有可能是萧思温等人的有意安排。对穆宗行刺成功，思温与南院枢密使高勋、飞龙使女里等拥立景宗。这就回答了景宗为何人所立的问题。景宗即位，官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仍命世预其选。加官尚书令，封魏王。以其女萧绰为皇后。这样看来，罨撒葛和喜隐的谋逆，背后都有萧思温的影子，而耶律贤的夺权则是萧思温的最后一搏。可以说，萧思温是这次夺权活动的真正主谋。
　　联系穆宗被杀和景宗即位前后几天的情况来看，穆宗被杀的前一天，耶律贤得到了“吾儿已成人，可付以政”的许诺；接着是“思温与夷离堇牙里斯等进酒上寿，帝醉还宫”；然后是“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弑”，这一连串的事件绝非巧合，而是筹划周密的夺权活动的行动部署。
　　宋人对辽朝这次权力更迭的记载是“是岁（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年），契丹主明为帐下所弑。明性严忌，会醉，索食不得，欲斩庖者，庖者奉食挟刃杀明于黑山下。明立凡十九年，谥穆宗，号天顺皇帝。无子，诸部首领迎立天授皇帝兀欲之子明记，号天赞皇帝，更名贤，改元保宁。”(13) 这里，宋人对政变内情全然不知，他们的记载完全是得自辽朝官方的消息，故而与辽穆宗和辽景宗本纪的口径完全一致。
　　辽景宗的夺权成功，也付出了不小的政治代价。在诸王的目光集中在穆宗的宝座上时，人人都想成功，成功者如愿以偿，失势者当然将仇恨之火发泄在景宗的同党身上。萧思温目标最大，受惠最多，也就成了政敌的首选目标。景宗即位的翌年五月，萧思温被谋杀。(14) 九月，获谋杀萧思温的凶手国舅萧海只、海里、神覩。显然，萧思温是死于政敌之手，而非盗杀、贼杀。由此可以看出，宗室夺权活动背后，都有国舅的参与甚至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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