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景宗即位考实

　　参与耶律贤夺权活动的五人中，除韩匡嗣、耶律贤适外，均不得令终。与萧思温一样，高勋和女里也都未得善终。
　　高勋与女里死于保宁十年，(15) 前者为“赐死”，后者为“诏狱诛之”。其原因可能是他们居功放纵，有碍于辽景宗的统治。《辽史·耶律贤适传》载：“大丞相高勋、契丹行宫都部署女里席宠放恣，及帝姨母、保姆势薰灼，一时纳赂请谒，门若贾区。贤适患之，言于帝，不报。”但是，高勋等人的作为激起了普遍不满，也遭到百官的弹劾：“保宁中，（高勋）以南京郊内多隙地，请疏畦种稻，帝欲从之。林牙耶律昆宣言于朝曰：‘高勋此奏，必有异志。果令种稻，引水为畦，设以京叛，官军何自而入？’帝疑之，不纳。寻迁南院枢密使。”[15] 耶律昆的弹劾实属捕风捉影，并无实据，它反映的是高勋的不得人心。
　　同时，高勋又卷入了另一起谋杀案，景宗弟只没妻安只制造鸩毒，高勋与之合谋，将毒药送给驸马都尉萧啜里。萧啜里之妻是景宗的姐妹和古典（胡古典、胡骨典）。这又是一起皇族与后族联合的谋杀行动，其对象为何人，未见明确记载。但高勋因此被除名。据《景宗纪》，此事发生在保宁八年。(16) 《高勋传》又载“事觉，流铜州。”兼采《景宗纪》与《高勋传》所载，则高勋于保宁八年因送人毒药事除名后，被流放到铜州。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寻又谋害尚书令萧思温，诏狱诛之，没其产，皆赐思温家。”[15]
　　令人意外的是女里居然也被牵入此案，“保宁末，坐私藏甲五百属，有司方按诘，女里袖中又得杀萧思温贼书，赐死。”[14] 高勋与女里，是否与萧思温被杀案相涉，很难定论，或许是因为他们过分骄纵，激起了广泛不满，为人栽赃陷害，也未可知。还是《耶律贤适传》所载可信度更高，他弹劾女里、高勋，甚至涉及景宗的姨母和保姆，却无一言提及女里、高勋谋害萧思温。所以，他们谋害萧思温事难以定论。贤适死于乾亨初，对高勋、女里的弹劾也很坚决，但始终没能将其扳倒，于是，所谓高勋以南京叛、馈萧啜里毒药和谋杀萧思温等，或许纯属子虚。试想，早在萧思温遇害的第四个月，就已经查出了凶手，而《高勋传》则将谋害萧思温事系于保宁八年之后，显然无法令人信服。而萧思温被害八年后的保宁十年，才从女里袖中搜出“杀枢密使萧思温贼书”，则更加令人难以置信。所有这一切，只能说明，女里和高勋因参与景宗夺权有功，受到景宗的恩宠与庇护，骄纵不法，贪赃受贿，为时论所不容，以一般的过失已无法治其罪，才不得不罗织种种耸人听闻的罪名将其置于死地。当然也不排除他们的骄纵影响到辽景宗的统治，为了皇位的安全，不得不除掉他们。
　　韩匡嗣和耶律贤适二人均得令终。韩匡嗣所赐功臣号为“推诚宣力”，耶律贤适所得功臣号为“推忠协力”、“保节”。“宣力”与“协力”虽一字之差，匡嗣与贤适的角色定位即可明朗，韩匡嗣所起的作用当仅次于思温。而“保节”一词也如实地反映了贤适“忠介肤敏，推诚待人”[13]，不居功自傲的品行。
　　汉官韩匡嗣至少参与了萧思温策划的两次夺权活动。他何以不屈不挠、屡次追随萧思温呢？这要从韩氏与萧氏家族的亲密关系中查找原因。据宋人记载，萧绰曾许嫁韩德让，后因耶律贤求婚于萧，思温才将萧绰嫁与耶律贤。(17) 此事有三个直接后果：
　　萧家悔婚，就欠了韩家一份人情，韩家不予计较，两家关系可更进一步，于是韩匡嗣才可能成为萧思温的同党。又，匡嗣妻萧氏属国舅大父房，为敌鲁曾孙，萧思温为敌鲁族弟忽没里之子。思温与萧氏为同族，这种婚姻关系和同族关系也可能是萧思温与韩匡嗣结成同党的又一因素。
　　萧思温之所以悔婚，也是一种政治需要，在长女、次女已嫁入太宗系和李胡系后，思温又谋划在太祖长子耶律倍系安插上一个女儿，故夺已许嫁韩氏之女改许耶律贤。可以说，萧绰是思温的政治赌注。萧思温确非等闲之辈，他以三女分别嫁给辽太祖和述律皇后的长子耶律倍的孙子耶律贤、次子耶律德光和幼子李胡的儿子耶律罨撒葛和耶律喜隐[18]，无论皇位转入辽太祖三子中的哪一系，他的女儿中都可能有一位当上皇后。
　　追溯应历十年喜隐的谋反，《辽史》仅记“辞连李胡”、“辞连匡嗣”。其实，还应有一位最大的漏网者，他就是萧思温。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推测：早在应历三年，萧思温可能就已参与了罨撒葛的夺权活动，那一次暴露的是李胡子宛，“辞连罨撒葛”，萧思温则是一个躲在幕后的隐藏最深的阴谋家。此事败露后，萧思温不死心，他还有二女婿赵王喜隐。或许他联络了韩匡嗣，也可能匡嗣主动投靠了萧思温，于是，在思温为喜隐谋取皇位时，匡嗣就出场了，这才有喜隐谋反“辞连匡嗣”的情况发生。当然，萧思温有自己的算盘，能否实现还要看客观情势，穆宗的无所作为则给他提供了机会。两次夺权皆未成功，他就不能不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小女和耶律贤的身上了。看来，萧思温是一个城府极深又善掩饰的人，他在穆宗朝表现得如此消极被动，一则是不愿为其效力，一则是以无能掩饰其阴谋，即所谓韬晦之计。景宗夺权后，他本可大展宏图，可惜却很快就被谋杀。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活动太频繁、太隐秘了，契丹贵族们或早有觉察，或直至他取得成功后才恍然大悟，于是，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政敌们的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他自己，则因多次努力终获成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忽视了对手，不想乐极生悲，最终死于政敌手下。
　　幽州韩氏的韩延徽与玉田韩氏的韩匡嗣之父韩知古是较早入辽的汉官，在官场上，延徽起步早于也高于知古，但在辽朝中后期，知古家族的影响和势力要远远大于韩延徽家族。自辽景宗始，辽朝的皇位继承权由德光一系转入耶律倍一系，这是辽朝皇室权力交接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韩氏家族在辽朝地位的重大转折，韩匡嗣在景宗继统的活动中立了不世之功，韩知古的事业，自他得以发扬光大。自此，玉田韩氏与辽宗室的关系日益密切，直至韩德让赐国姓，出宫籍，隶季父房。玉田韩氏的势力也就高居于幽州韩氏之上了。
　　需要说明的是，揭示景宗即位的内幕，并非是指责其夺权的非法性。相反，如果穆宗的统治继续下去，将会把辽政权引向衰败，而景宗的即位，稳定了辽朝的统治基础，为中兴和全盛奠定了基础，这次的权力交接对辽政权来说是幸运的、值得肯定的。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明景宗即位是向穆宗夺权的结果，意在说明辽政权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契丹社会世选制的影响依然存在，其残余在继续向辽朝政治施加影响。辽朝前四帝时，像中原地区那样的嫡长子制尚未确立。穆宗朝的多次谋反、谋逆、谋叛，正是两种制度转型期辽朝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无奈与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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