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民对二元经济结构的三次冲击

　　1984年3月1日，****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创办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范围从过去的社队两级扩大到乡、村、联合体和个体。乡镇企业来自于农业积累，并很快反哺农业。农民的非农就业和收入提高大幅度拉动了城市工业品的需求，中国农村经济出现“黄金增长”时期。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也借助于乡镇企业吸纳，而另一部分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大量流入城市，城市人开始面对这些什么苦都不怕、什么工作都能做的农民。如果以时间划界，1984年以前，中国的主角是农村，而1984年以后中国的主角已经转向城市，大规模的投资拉动着经济火车高速运转。与此同时，流通体制改革滞后引起各种非粮农产品的争夺，各地诸侯纷纷加入蚕茧大战、棉花大战、柑橘大战。
　　农业、农村、农民还不足以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相反，通货膨胀一词本来远离中国，但在1987年后也陷入这个怪圈。当时决心采用休克疗法，价格闯关，到1988年物价指数上涨18.6％，城市里出现抢购风潮。此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惯性下，农村改革带来的制度收益，使农村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石。
　　从1982年开始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无疑是中国农村高速发展并保持稳定的政策根基。从今天看，这些文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放权于民、放地于农。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全体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中走出来，乡镇企业使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产生的市场力量则使农民不得不进城，从乡村走出来。二元经济结构再也不能束缚有勇有谋的农民了。从1984年到1988年，乡镇企业产值年增长速度高达44.9％。短短几年农村非农产业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9.3％，远远超过了城市非农产业的增长。非农产业的高速增长引起了农村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动。到1988年，农村非农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份额由36.5％跳到53.2％，相应的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份额由63.5％下降到53％。在农村产业结构发生良性调整时，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开始迅速转移。同期，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增长了4300万人，1988年，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达到了8621万人，同期农村人口比重也下降了两个多百分点。②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一条根本途径，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增加农业收入、缩小工农差别、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重要力量。其效应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了全方位的冲击。如果说第一阶段农村改革还没有从产业结构的本质方面解决我国三次产业间的结构扭曲问题，那么此时由于农村工业化高潮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出现，可以说已开始拉开了解决我国产业结构扭曲矛盾的序幕。
　　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进入历时三年的治理整顿过程，并对农村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八字方针。农村工业作为治理整顿的重点领域之一，其盲目的粗放型增长受到了抑制，重复、盲目新建项目得到了有效控制，对原先那些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污染严重的企业实行了关停并转，而产品质量高、经济效益好、又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继续得到了发展。但由于国家在财政、金融方面实施全面紧缩政策，加上这一时期市场处于疲软状态，农业工业产值增长速度出现大幅度回落，企业个数和企业人数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增长。治理整顿虽然给农村工业的增长造成了严重的制约，但整体经济效益仍然出现上升势头。这与国有企业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充分体现了中国农村工业在不利的发展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拥有的极强生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体现了农村工业灵活运行机制的巨大优势。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为农村小城镇的建设创造了条件，农村小城镇建设得以加快。自1997年底，全国小城镇数目已达18000多个。 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心城市——小城镇——乡村”三元网络结构，这种三元网络结构是对原有的固化二元经济结构的第二次大冲击。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原有构成二元结构社会基础的就业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逐渐瓦解。
　　20世纪90年代后，农业内部又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化，这就是农业产业化的蓬勃兴起和迅速发展。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确立了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流通体制的改革又引入了市场机制，那么，这两步改革之后必然出现分散经营的小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产业化的兴起和发展则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途径，因而可视为农村经济的第三步改革。农业产业化通过龙头企业和农户的联结，将农业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诸环节联结成为完整的产业链条。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向第二、三产业延伸，扩大农户经营的外部规模；实行“农工商、产供销一体化”经营，采取系统内非市场安排和系统外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这种农业产业化模式建立起了有关各方“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保障机制，突破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经营的瓶颈，实现农产品的规模效益，提高了农业比较利益，增加了农业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动力。这可视为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最大冲击。
　　三、从种田到弃田，“民工潮”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第三次冲击
　　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民工潮”冲击了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据统计，到1997年底，全国进城“农民工”约8000万人。这些人，部分已和城市融合在一起，他们在城里既学到了技术，又转变了观念，还为农村创造了大量的“打工”收入。虽然这些人暂时还是农村户口，但客观上已在城里工作，这是对城乡完全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第三次冲击。
　　1989年后三年的经济疲软不仅让城市人感到不舒服，农民也感到不适。从这一年起，不仅是粮食卖不出去，棉花、油料、烟草、麻、茶叶等都积压在手里。1991年，安徽发生特大洪水，一直到第二年开春水才排掉，这就是所谓“涝”灾。没有办法，安徽人大批外出打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整个国民经济重新起飞，卖粮难也初步得以解决，城市的高速发展还支持了“打工经济”，于是民工成“潮”。“民工潮”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89年，这一年，春节铁路客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拥挤状况，引起了各方面关注。于是，媒体惊呼：“民工潮”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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