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民对二元经济结构的三次冲击
时间:2007-11-09 作者:易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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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开始，农民负担问题凸显出来。1985年撤销人民公社后，61766 个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利益和相应的收费权力的乡镇政府建立起来，管理农民的机构也随之涌现。这些农村基层机构的摊子越拉越大，都需要农民来养活。尽管如此，受益于冉冉上升的经济，农民负担引发的问题还没明显呈现，而随后1994年的改革，对三农产生了新的影响。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央政府逐渐感到财力不足，要进行宏观调控，必须推行分税制改革。此项改革，对于集中财力加快建设步伐，具有积极作用。但是相应的转移支付和财权事权相统一制度没有及时建立起来，维持农村基层机构运转则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却仍未能取得令人乐观的回升，反而继续下跌。加之在农民收入中占较大比重的农产品销售收入，由于主要农产品价格长期的低迷而增长乏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曾几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每每在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的次年，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也全面上涨。因为国家在计划控制农产品的同时，作为生产资料的工业产品已经在市场中自由定价而无从限制了。由此，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给农民带来的利好，被增幅更猛的农业生产成本所抵消。这是一个沉重的现实：在粮食主产区，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民种粮无利可图，已接近入不敷出的边缘。1998年，一些不很富裕的农村，一户农民一年要交纳4千元的各种税费，农民无力承担，只好弃田打工。
尽管城市中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在不断加剧，仍有大量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既加重了城市的压力，又荒芜了农田，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2000年1月的民工潮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城里人认为，农民们不仅团团圆圆过了春节，还热热闹闹过了元宵，然后才进城打工。事实上，1月31日，离春节还有4天的时候，四川已有400万民工蜂拥出川。这些在列车上过节的人们让城市大吃一惊。 从大年初一到初五，广州火车站到达旅客人数达55.4万，比上年同期增长58.7％。这里出现了奇特的景象：一边是席地而坐仍在等候着回家的民工，一边是扛着大包小包刚刚从火车上下来的民工。
时值国企改革正在深入，经济增长从1998年起暂时放缓，就业机会减少，大批工人下岗分流。对于如潮水般涌进城市的农民工，有的人把他们看作城市的负担。城市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抢夺了城市人的就业机会，他们给钱甚至给饭就干。城市居民的下岗与农民工进城成比例上升，一些城市居民失去了身份优越感。一些在发达地区打工的农民收入甚至比内地国有企业工人收入要高，种地交税，打工免税使亿万农民背井离乡，形成强力冲击二元经济结构，并使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由农村向城市转移。
注释：
① 马立诚、凌志军著《交锋》，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② 李文学、 李春平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兴农大事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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