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专门杂志”与城市脉动的关系

　　大致而言，《纽约客》的读者对象是上层阶级、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有地位的人，是移民及其发展过程中的那些能够欣赏其幽默和深入报道的读者。
　　人们聚集在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激烈竞争，奋力拼搏，但是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纽约新型城市生态构筑了他们对于文化生活的急切渴望。“罗斯的志向是记录下来正在蓬勃兴旺的大都市文化，这包括令年轻人陶醉的爵士乐、百老汇歌舞剧等等，还有他那一伙人的玩笑。”[5]《纽约客》就以纽约为关注中心，反映这个城市的生活与情感，反映新兴市民对于文化品味与实用消费的双重需求，对于戏剧、电影、印刷品、博物馆等城市生活象征物的爱好，以及对于社会生活无穷变化的解读兴趣。
　　与美国大多数杂志的商业性质一样，《纽约客》也有明确的所有者、股东和明晰的产权关系。它曾与《幸福》《生活》等杂志一起，由美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风头一时的大报团——英格素尔报业公司——承办发行。80年代中期，有着悠久历史的出版集团纽豪斯公司以1.42亿美元收购了《纽约客》，完成了其经营所有权的易手。20世纪90年代，《纽约客》的经营模式有其特点：“《读者文摘》收入的大约54％来源于订阅，42％来源于广告，而只有4％来源于报摊的销售。另一方面，《大都市》收入7％来源于订阅，大约68％来源于广告，25％来源于单本销售，通常是在超市。《纽约客》显示了另外一种模式：其收入的72％来源于广告，23％来源于订阅者，而5％来源于单本销售。”[1] (P139)
　　然而，编辑方针、出版理念并非完全受制于商业控制。长期以来，《纽约客》奉行编辑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刻意与大都市的商业气息保持一定距离。在相当程度上，《纽约客》因置身于繁华都市而多了一份现代气氛，并体现出一种高雅文化与世俗生活之既结合、又抗衡的努力；纽约城市则因为有了《纽约客》这样的杂志，而增添了特别的雅致、韵味和清新，或多或少地冲淡了纽约的喧嚣、鼎沸、快节奏以及万花筒般的眩晕。
　　根据读者市场和内容，以及数据库《ULRIC' S期刊指南》对杂志主题的界定和分类，《纽约客》属于文学和时政评论类杂志。它从一份文学杂志开始，后在保持文学特色的同时，朝向“意见杂志”的方向发展，后者体现在介入公共事务、及时阐述深刻见解、引导社会思考等等方面。
　　罗斯手下原有一批充满激情的作家和漫画家，杂志辟有文学评论、原创小说和漫画等栏目，并奠定了《纽约客》独特的幽默风格。20世纪50年代初，罗斯的继任者肖恩上任，在其35年的任职中，承前启后，打造了《纽约客》延续至今的风格。也正是从50年代起，《纽约客》除继续偏重文学内容之外，还成为探讨社会问题的舆论阵地。1945年，《纽约客》的专题报道《广岛》产生了轰动效应；60年代初，著名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在《纽约客》发表揭示黑人悲惨境遇的小说，促进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的兴起；其后，拉切尔?卡森在《纽约客》上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则是风靡至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先声。
　　关注社会问题，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严肃的社会意识和独到见解，是《纽约客》介入社会生活的表现。正是在此意义上，幽默大师巴克利评论道：“说到底，对美国政治有真知灼见的，其最深层的真相的保存者和讲述人是《纽约客》的漫画家们，而不是那些信口雌黄的电视谈话的名流、权威或舆论导向者。”[6]
　　三
　　纽约是一个移民城市，当初不少来到这里的欧洲移民属于中产阶级。它们代表着一类“新型公民”，也不乏保守色彩。他们“就是商界人士——交易人、批发商以及(后来的)制造商。……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在商品的加工和销售中获取利润。这样做的结果，使生活水平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准，而在这一过程中积累的财富，不可避免地必然转化为权力。新崛起的中产阶级只有通过获取原来的世袭阶级的某些封建特权和权力，才能赢得社会的承认并产生影响”[4] (P16)。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在不同人的眼中，《纽约客》也具有不同程度的保守味道。
　　如果说，主要由于肖恩的作用，《纽约客》走上了关注严肃社会问题之途的话，那么与纽约“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联姻，则进一步促使《纽约客》发生了从“上层保守派刊物”的阴影下走出的转变。
　　在纽约，文化基地、文化产业与城市的关系不是一个例外，国际大都市的象征除了快节奏、时代感、信息畅通、万商云集、传媒发达等要素之外，还有整体上的文化空间集聚的明显特征，这种特征需要有不同类型的资源为其做支撑，需要一批非常优秀的机构及成果与之相匹配，后者在各个领域中都有其典型代表。例如，“地处纽约曼哈顿岛上的哥伦比亚大学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尽是充溢着大都市的喧哗和现代化的浮躁。”[7] (P55)
　　尤其是自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时代起，美国教育科研机构迅速发展，知识分子带着自己的刊物入主大学，或帮助大学与杂志建立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纽约客》这一所谓“上层保守派刊物”与自由派知识界达成的某种默契，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纽约高档杂志群的成员包括《纽约书评》《星期六评论》《党派评论》等，它们被统称为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杂志，是将知识分子与社会连接起来的桥梁，《纽约客》逐渐汇入其中，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一)受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同化与渗透
　　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纽约文人”(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对《纽约客》等精英杂志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是一个自由派的学术群体，战后代表着美国文化思想的主流，是当代美国自由派思想界的主力军。70年代的一次关于全美知识分子精英人物的调查指出，“当代美国最能左右舆论的知识分子刊物中，直接由纽约文人控制或主编的便有五家，分别是《纽约书评》、《评论》、《异议》、《党派评论》和《公众利益》”[8] (P132)，《纽约客》的介入得益于社会潮流的进一步推动。
　　当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化名人与学院派汇合，学术思想通过发达的大众传播直接影响社会。而“纽约文人”在实力和地理位置上占有优势，“他们凭借大学和舆论界的双重影响逼进权势中心。除去著书立说、收徒讲学外，还大力办刊，顾问于各种文化机构，又常常应邀参议朝廷，或赴白宫宴会。结果不仅联络带动《民族》、《新共和》等前左翼喉舌，形成自由派大一统舆论圈，就连《纽约客》《哈泼斯》《老爷》等上流保守派刊物也被他们渗透同化。”[8] (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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