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死结正当时

【原文出处】出版广角
【原刊地名】南宁
【原刊期号】200610
【原刊页号】33～34
【标 题】打开死结正当时
　　——出版质量放谈
【作 者】李人凡
【内容提要】总署图书司的负责人毫不避讳地指出，图书质量滑坡的重要原因是出版社惟利是图的价值取向和编辑责任心的缺失。
【摘 要 题】书业经纬
【正 文】
　　今年9月7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2006年教辅图书专项质检结果，在受检的790种图书中，不合格的为64种，占8.1%。在当天《中国新闻出版报》头版头条公布的14种不合格名单中，不乏赫赫有名的教育出版社和师大出版社，更有称雄业内多年的民营教辅出版大鳄。
　　引人关注的是总署自行抽检的不合格率为27.6%(16:58)，地方省局抽检的不合格率为11.2%(42:374)，中央级出版社主管部门抽检的不合格率为1.7%(6:358)。反差如此之大，令人纳闷与吃惊。
　　必须指出，媒体只是公布了14个名单，尚有50个名单未公布，如果全部披露，还会有哪些名社、大社、专业社“榜上有名”？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发问，总署这次只是抽检了教辅图书，如果扩大抽检范围，包括教育理论、经济、管理、励志、动漫、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少儿等等各个门类，又将有多少种图书不合格？更应该深入一步指出的是，这次抽检的内容仅仅限于一般常识性、知识性错误，如人名、地名、年代、书名、文字、语法、答案、拼音、笔顺、字号等差错，这些都还只是属于浅层次的技术性、知识性的问题，根本没有涉及深层次、原创性的问题，甚至连抄袭、雷同、跟风、虚假、泡沫等丑恶现象都还来不及质疑、考问。换句话说，出版的前沿性、创新性、独创性等高端问题还未进入抽检的操作层面。即便如此，这次抽检的结果已经让出版人汗颜、揪心了。每年出书近22万种，又有多少种是泡沫和垃圾？更必须严肃、苛刻地责问，自检不可信、抽检不深入、他检欠科学，这些关乎出版良知、出版道德的问题又从何解答？
　　我们常常说质量是生命。质量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结果呢，常识不识，常谈空谈，熟视无睹，掉以轻心，最后变成了老病常犯，红灯常亮，警钟长鸣。针对教辅图书质量的滑坡和险情，总署图书司有关负责人指出：“此次检查中发现的出版劣质图书的出版社，将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处理，该处罚的处罚，该整顿的整顿，决不姑息。”一张红牌罚出场，对某些社来说，质量简直就成了死结、死穴、死符，甚至是“死亡通知书”。
　　我国出版业正处在从创业起步到改革发展的转型期，这是一个价值多元、地位重估的时期，也是一个困惑与突破并存、崩盘与新生齐飞的时期。时下，图书质量体系的混乱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扩大，质量问题的脱序状态、毁根风险和自阉灭种也正在危害出版社的生存发展，出版业改革的社会成本由此加大。质量失控的影响，既有当下性，更有长远性，参照发生在食品、医药、交通、采矿等领域的事故，无论怎么评估它所带来的自杀性、毁灭性、灾难性的后果，似乎都不过分。
　　放眼当今中国文坛乃至大众文化生活的诸多领域，举凡泡沫学术、造假作伪、作奸犯科，及至庸俗狂欢、恶搞成风、娱乐至死、放逐知识、窒息精英、扼杀独创、不文不化、荣耻颠倒、形形色色的“愚公”时代的怪相病灶，出版都难逃其咎，有时甚至成了帮凶。
　　总署图书司的负责人毫不避讳地指出，图书质量滑坡的重要原因是出版社惟利是图的价值取向和编辑责任心的缺失。如果进行更深层次的解剖，认真分析起来，图书出版至少存在“五化”、“五位”的弊病。
　　所谓“五化”，指一段时间以来，出版界存在的市场作用绝对化、出版价值货币化、编辑功能边缘化、知识积累空壳化、精品意识稀薄化等问题。所谓“五位”，指观念的错位、领导的尸位、人才的失位、监管的缺位、市场的抢位。总之，不少出版人都患上了改革浮躁症、近视症和软骨症。在一些人心目中，什么文化自觉精神、文化创新能力、国家文化实力，统统不在话下，占有市场就是胜利，拿到码洋就是英雄。结果质量问题遭遇了滑铁卢，市场万能变成了市场无能，码洋至上落得了码洋难上。不错，我们是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但市场经济的正义感、道德律、规范性还远不够成熟，这一切，正要出版人去培养、去呵护。而出版人却携劣货招摇过市，自毁形象，自伤其根，岂不是自外于市场之门、自毙于市场之中？
　　若对图书质量滑坡进行学理探讨，我们有必要重提质量系统三维观。切不可一提质量，就只谈差错率，只见物不见人，只看表象，不究本质。三维质量观，首先是人才维，其次是产品维，再次是经管维。
　　人才的质量观包含思想元、智慧元、技能元，或曰创业精神、创新品格、创优能量。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说实话、干实事、创实业、出实效。有的人对编辑工作从不上心，却对上级领导下足工夫，凡事只看领导眼色，只求向领导交代，成天揣摩领导的心思，顺着竿子往上爬。这种编辑对图书质量问题一是不懂，二是不问，三是不管，四是不奈，活生生一个“老门卫”形象（大家都见过一些大单位的“老门卫”，资格老，胡子长，天生三副嘴脸：见领导毕恭毕敬、见常人爱理不理、见生人横眉怒目，坐在椅子上只有三分钟精神，不出半天就打蔫）。
　　出版人才问题的另一个表现是“走马灯模式”：出版单位领导人员的配置不顾出版规律，只按计划时期的任免来分配。张三、李四、王五走了一个换一个，一个不如一个，一蟹不如一蟹。要知道，人才的锻炼培养有一个过程，人才的能量释放更要有一个环境，有一个平台。远的不说，只说广西的“接力现象”　（李元君社长效应）、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三驾马车’（肖启明社长、何林夏总编、姜革文副社长）功能”，就是出版界两个成功的个案。李元君社长从接力出版社创立到本人退休，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从稚嫩、成熟、干练到卓有成就，岂是“走马灯”所能奏效？广西师大社的“三驾马车”在王建周书记的率领下团结一心创大业，不但走出广西，走向全国，更在全国师大社独占鳌头，还不是稳定、求新、不断超越的结果？有人说市场经济是能人经济，此话可能偏颇。但市场经济是企业家经济，出版产业是出版家文化产业，掌门人的心智高度决定企业的成功系数，这话却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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